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巴黎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笔记本III中“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及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个章节既是研究的难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手稿》笔记本III补充“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其动因是什么？几乎每一届马列专业的学生都会提出这个问题。甚至有学生存疑，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手稿，临近末尾的一章《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是不是跑题了？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解说。若联系马克思的人生理想、奋斗目标、阶级情怀，通过透视其研究转向国民经济学的意图，联系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和考察工人运动的重大发现，就会明确马克思这么做不仅必要而且重要。

　　一、马克思的伟大理想与研究方向

　　（一）马克思的伟大理想

　　青少年时期是每个人树立人生理想信念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从小就有伟大理想。他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1]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赞颂伊壁鸠鲁反对宗教和腐朽势力的大无畏精神，表达了自己对自由的向往，也表达了同宗教迷信、暴政、一切不公正的丑恶现象作坚决斗争的意愿和为实现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马克思的祖父、父亲，都是犹太律法学家。马克思母亲的祖先一连许多代都是犹太律法学家。马克思从小就被家庭寄予厚望成为一名律师。然而，拥有崇高理想的他很快就背离了家庭对于他的人生期望，投入到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行动之中。

　　（二）与生俱来的无产阶级情怀与初入社会遇到的苦恼

　　马克思从小就对社会生活比较关心，并有铲除“人间忧患”根源的强烈意识。弗·梅林在其《马克思传》这样记述着：“正像他（马克思）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从来没有人比卡尔·马克思做过更多的铲除‘人间忧患’根源的工作。”[2]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都表达出马克思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不满，体现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情怀。

　　追问马克思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向的动因，学界普遍认为这主要是源于他对现实中所见所闻以及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考察，产生了无产阶级情怀。这个判断，在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文本中得到验证。一个文本是从1895年4月15日恩格斯给理查·费舍的信可以充分有力地证实这一点。“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3] 另一个文本是，马克思自己在后来（1859年）说到，“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4]

　　（三）受恩格斯的影响

　　当马克思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的物质利益问题而感到苦恼时，恩格斯正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在该书中批判地研究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不合理性和非人道性。这些都是之前的亚当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从未提出的问题。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影响很大。马克思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纲领”。受恩格斯的影响，马克思意识到，在政治、哲学的理论中找不到解决社会物质利益等具体问题的方案，促使他从研究哲学、历史和法律转向研究经济学。

　　二、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和考察工人运动的重大发现

　　马克思因遇到一些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而苦恼，这些苦恼让马克思深刻感觉到自身经济学知识的缺乏阻碍了他的工作，这促使他研究经济学。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却发现了国民经济学未能发现或故意隐瞒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不被当做人

　　马克思转向研究经济学，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要为物质利益问题发表看法的苦恼，他感觉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够。二是马克思受到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因为遇到实际问题，马克思进入经济学知识大厦时，更有问题意识。马克思带着问题，联系现实实际，在研究资本、工资、地租、利润等看似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时，发现了国民经济学家没有发现或无力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秘密。

　　关于工资，马克思发现，工人的工资不是像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说的那样，根据劳动多少计算出来的，而是由资本家制定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既没有开展生产的基本资料，也没有决定采取何种生产方式的权利，更没有决定产品分配的话语权。工人除了出卖劳动力活命，绝无出路。而工人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候，也毫无议价权。资本家给予工人的被国民经济学家称为工资的劳动报酬，马克思认为，那根本就不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而只是相当于资本家给机器所加的润滑油。关于工资所反映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5]

　　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认为，投入资本多，获取的利润就大，资本家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资本家视为商品的工人，通过劳动获取的回报，仅仅是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而失业者连维持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没有。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被资本家当做机器的润滑油，而没有被资本家雇佣的，则连润滑油都不是。在国民经济学那里，眼中只有利润的创造，而没有创造利润的人。用国民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李嘉图的话来说，“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6]国民经济学“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7]“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8]“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9]“他（工人：作者注）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得以存在。”[10]不是作为人而是被当做商品和商品人、劳动人、劳动的动物、牲畜、机器，像每一匹马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者的状况与地位可见一斑。而马克思透过资本家投放资本与获取利润之间的数量关系，更是看到了数量关系背后的深层秘密。资本家投入资本，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资本家的这个动机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资源的滥用、资本集中和垄断加剧。国民经济学家没有指出，当然，站在资本家立场的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反而不被当做人来看待，这个状况，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血腥本质造成的。

　　（二）工人运动接连失败是源于缺乏科学理论指导

　　马克思来到巴黎后，系统地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其中一些合理、科学的成分，为马克思中学大学时树立的人生理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养料。然而马克思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状况与其人生理想相距甚远。这对于那个立志要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热血青年来说是个巨大的刺激。

　　青年时代，他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造成了深重的社会灾难。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反而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加、工资降低、廉价雇佣女工、童工等状况，比比皆是。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加重了对工人的隐性剥削。“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

　　资本家加重对工人的剥削。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大量使用廉价的童工和女工。1839年，在英国产业工人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童工和成年女工合计占全部工人的四分之三。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2至14小时，有的部门甚至长达16至18小时。而工人工资却大幅下降，从1802年到1833年，英国工人每周工资由29先令降低为5先令，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惨无人道，引发了一系列工人运动。19世纪30—40年代，正值马克思读大学期间，法国、英国、德国接连爆发工人反抗资本家的罢工、起义。1831年、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连续两次起义；1825年，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1836年英国爆发全国性的工人运动；马克思身处的德国也爆发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法国、英国、德国是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接连爆发了工人罢工、起义，表明了这些国家当时工人阶级已经开始觉醒。但是，三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暴露了工人阶级致命的弱点。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工人起义接连失败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在其后来的著述中，明确指出，当时的工人阶级有改变现状的干劲却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是导致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他说，“30年代的工人起义（1831年11月、1834年4月爆发的里昂工人起义）都遭到了失败；确实，这些起义的最坚决的领袖，像巴尔贝斯和布朗基这样的人，都没有一套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知道达到社会变革的明确的实际途径。”[12]

　　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劳动、工资，看到了国民经济学家看不到的东西，其中，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工人劳动异化，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深刻发现。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最深刻的思想成果，反映马克思灵魂深处的反对私有制的价值取向和为工人阶级鸣不平的阶级意志。有了为工人阶级鸣不平、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阶级意愿，唤醒民众就成为马克思的任务了。

　　三、马克思为唤醒民众，批判布鲁诺·鲍威尔

　　资本与生俱来的嗜血本质、国民经济学见物不见人、鲍威尔等主流意识形态家为普鲁士政府发声，所有这些，引起了马克思的严重不满。具有无产阶级情怀，把为全人类谋幸福作为人生理想的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唤醒民众的工作。弗·梅林在《马克思传》说到，“马克思是《冬天的童话》、《织工之歌》以及一些讽刺德国专制君主的不朽诗篇的教父之一。”[13]海涅对于马克思的评价，也证实了这一论断。海涅称马克思为“领导着无产阶级进行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的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最伟大的哲学家。”[14]

　　（一）普鲁士政府的腐败

　　马克思反对现存的制度，首先对准的矛头是普鲁士政府的腐败。

　　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在1826年颁布了法律，对擅自砍伐林木和盗窃树木者处以刑罚。这个法案遭到市民的实际反抗时，普鲁士政府提出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法案交由莱茵省议会讨论。讨论中，代表贵族利益的议员们极度扩大盗窃概念，甚至把穷孩子在树林捡拾枯枝和野果也列入“盗窃”范围。而莱茵省议会机构的设置，更是让马克思看到了普鲁士政府的虚伪与腐败。莱茵省议会机构要求，“拥有地产是当选议员的一个必要条件。议员的半数是贵族地主，三分之一是拥有地产的城市居民，六分之一是农民。贵族在议会中控制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数，决议必须有全体议员三分之二的多数才得通过，因此，违反贵族意志就什么也做不成。城市地产资格还受到下列条件的限制，即必须拥有土地十年以上的才得以当选。此外，政府还有权不批准任何城市公务员人员的当选。”[15]普鲁士政府的虚伪与腐败，远不止于这些，他们一步步激起农民的愤怒与反抗。

　　（二）布鲁诺·鲍威尔等人革命意志发生了动摇

　　面对普鲁士政府的腐败，卢格、鲁滕堡等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革命意志发生了动摇，乃至普鲁士的官僚们都戏言卢格“即在普鲁士，再也没有比变节的‘煽动者’能更快地飞黄腾达的了。”[16] 卢格等人的态度软弱与革命意志动摇，让马克思无法忍受。

　　鲁滕堡，青年黑格尔分子，“博士俱乐部”成员，马克思的一个好友，因被怀疑在莱比锡和汉堡的报刊上写过对政府的“恶意的”文章被开除了。[17]这让马克思感受到普鲁士政府对革命者的压力。

　　布鲁诺·鲍威尔，是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影响最大的人。马克思在与布鲁诺·鲍威尔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布鲁诺·鲍威尔不仅是黑格尔最得意的弟子，还是一个保皇派分子。“鲍威尔宣誓效忠于德意志国家的最高观念，效忠于四百年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在教会和国家之间建立应有的关系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家族传统。”[18]鲍威尔公开宣布说，“科学将要不倦地捍卫国家的观念……”[19]

　　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马克思合作伙伴卢格、鲍威尔、科本、鲁滕堡等人在政治上的不坚定，让马克思感觉到唤醒民众道路的艰难远超他之前的预计。批判布鲁诺严重错误以及深究布鲁诺错误的根源，这些就成了马克思唤醒民众工作中的首要内容。

　　（三）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

　　曾经因为共同兴趣而走到一起的“俱乐部”成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解，马克思发现布鲁诺·鲍威尔们，成了马克思实现理想道路上的绊脚石。

　　关于宗教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与布鲁诺·鲍威尔产生了严重分歧。当1815年，普鲁士政府颁布法律规定犹太人不能担任国家公职，犹太人要求与基督教徒享受平等权利的要求遭到政府拒绝。尔后，在19世纪40年代起，在德国展开了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的讨论。作为“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布鲁诺·鲍威尔在1842年—1843年接连发表《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认为：基督教德国的宗教本质决定了它不能解放犹太人，犹太教也不能让犹太人获得解放。实际上，布鲁诺·鲍威尔把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的解放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提出消灭宗教是解放犹太人问题的条件这一主张。马克思从市民社会的立场出发，把犹太人问题转换为世俗问题，提出鲍威尔的解放只是“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存在根本区别。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只是部分人的解放，批判宗教是无法帮助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只有对准现存的不合理制度，推翻私有制，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消除异化劳动，才能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布鲁诺·鲍威尔所追求的解放的片面性，把鲍威尔混淆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区别开来，阐发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不是共产主义的本意。政治解放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解放，是人类解放。马克思对于鲍威尔的另一个严重不满是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鲍威尔固守黑格尔自我意识哲学不放，关于此，马克思明白指出，“这些说法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实际上，这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20]“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鲍威尔写作《符类福音作者》）时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还缺乏这种认识。”[21]

　　鲍威尔对于当时盛行的唯心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22]对鲍威尔的不满，还不止这些。总之，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分歧，不仅在哲学思想上，还有在对待普鲁士政府的态度等多个方面。这些分歧，影响到马克思改变现实问题的方法选择。

　　四、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鲍威尔若是一个安于书房踱步的学者，也许马克思没必要在鲍威尔身上花费精力。正是由于鲍威尔是“博士俱乐部”的骨干成员，沿袭黑格尔哲学，鲍威尔的哲学代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继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界影响力最大的人物。

　　（一）布鲁诺·鲍威尔等人错误的黑格尔哲学根源

　　黑格尔对法哲学、国家哲学做过深刻的探讨。但是，这些探讨都是建立在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批判黑格尔哲学，才能触及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

　　布鲁诺·鲍威尔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观，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发展成为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指出，鲍威尔“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23]布鲁诺·鲍威尔只能局限在黑格尔哲学内，看不到唯物主义的作用，只是用概念概括物质世界同历史运动之间的关系，嘲笑群众，同群众分离，同时也不能正确地对待费尔巴哈哲学。

　　（二）黑格尔及其错误与影响

　　黑格尔生前是柏林大学教授，后又升为柏林大学校长。他综合那个时代最高科学成就，形成了一个既庞大又严密的哲学体系，包括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他的哲学对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有很大的影响。黑格尔的学说，当时还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官约翰·舒尔采给予这个学说以特殊的保护。黑格尔在自己的学说里把国家尊崇为伦理的化身，尊崇为绝对的合乎理性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本身。他认为国家对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个人的义务就是尊崇国家的权威。这种学说，迎合了普鲁士官僚的需要，也让广大的普鲁士人昏昏沉沉。

　　黑格尔哲学在其哲学大厦基础的《精神现象学》中，把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历史和精神）描写为一个过程。黑格尔甚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也理解成一个精神发展的过程史。黑格尔的过程论显示出辩证思想，因而具有进步的一面。可是黑格尔哲学又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神学基础之上，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作辩护，为私有制作辩护，政治上是保守的和反动的。

　　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花了大篇幅去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其写作目的，用马克思自己的原话也许最好不过了。马克思说，“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XL]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24]

　　关于黑格尔哲学的两面性，马克思认为，不对影响极大的黑格尔哲学进行批评，是没法唤醒工人觉醒的。

　　（三）批判吸收黑格尔异化观中的辩证法，形成自己的异化理论

　　正如马克思其他多数著作是在批判他人错误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样，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是在批判黑格尔异化观的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说，批判黑格尔的异化观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吸收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形成自己的异化理论的过程。

　　黑格尔在阐述自己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原则的第一部纲领性巨著——《精神现象学》中说到，世界的本质就是现象，现象的本质是抽象的绝对的精神。而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就是基督教。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就是抽象精神。黑格尔所讲的异化，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异化的主体是精神，是自我意识，异化的本质是精神与意识的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把人和人的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把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对象化过程，看作是一个人们通过劳动的外化和外化扬弃的发展过程，当然，黑格尔的过程论，是把精神当做运动主体的过程论。但是，黑格尔对待异化的这种理解方式渗透有辩证法。继《手稿》之后的《法哲学原理》对异化过程中的辩证法气质阐述得更明晰。

　　在笔记本I中，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阐述，明显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在笔记本III，马克思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将共产主义理解成运动，理解成“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25]把共产主义理解成私有财产的扬弃，不是在幻想中否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而是在现实上否定少数个人占有私有财产，主张把实现私有财产普遍化作为共产主义的必要环节。

　　由于黑格尔哲学的本体是自我意识，是精神。他把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创造的自然界的人性，统统看成是精神的创造物，只有精神才是人的最高本质，这完全歪曲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性及其本来面貌。黑格尔哲学，把人看成是绝对精神的创造物，起到了麻痹工人斗志、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做辩护的作用。

　　马克思研究国民经济学期间，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吸收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元素，并把它应用到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之中，应用到批判黑格尔的异化观之中，应用到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之中。所以，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讲的异化，是基于社会运动中私有财产占有者现实状况。

　　马克思对比研究国民经济学理论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实际发现，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一小部分占据生产资料，另一大部分人失去生产资料，这样的生产条件导致失去生产资料的人成为商品，成为工人。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凭借资本控制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的全过程；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工资，本质上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敌对斗争的结果，工人对于自己的劳动产品没有分配上的话语权，工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发生异化；工人劳动只是为了维持肉体不致死亡的一种活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与自己的生产活动发生异化（马克思也称自我异化）；工人劳动，不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被迫劳动的过程中不是越来越成为人，而是越来越成为劳动人、牲畜，这与人的类本质发生异化；由于上述三个异化，导致第四个异化——人同人发生异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四个规定的形成，正是在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考察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基础之上，而得出的结论。

　　（四）批判国民经济学、黑格尔、费尔巴哈，建构自己的人学

　　亚当斯密等人的国民经济学，从头到尾是赚钱的秘密，贯穿全文的是资本、工资、土地、地租、价值、价格、利润、成本、发财、富裕、劳动人、工人，而对于人的本质，避而不谈。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关于资本、工资、工人生存状况的研究，发现国民经济学混淆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明显是见物不见人。“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26]李嘉图的这寥寥几个字，就足以反映出国民经济学家们对于人的蔑视，鲍威尔对人的本质也是避而不谈。鲍威尔在其《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论文中，虽然也讲到了人，但是，他只讲到基督教不能解放犹太人，犹太教也不能解放犹太人。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并指出，鲍威尔是把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的解放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在鲍威尔那里，人分为犹太人，其他德国人。世俗的人，在鲍威尔那里是不存在的。至于人的本质，鲍威尔是避开不谈的。[27]

　　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28]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的表现、甚至异化了的表现，当做人的本质本身。黑格尔从自我意识本体论出发建构哲学，否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否定人的自然客观性，为绝对精神即上帝创造人设定了答案，歪曲了世界的本来面貌。这种歪曲，从根本上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提供辩护，从而消磨无产阶级的斗志，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人是劳动的动物，是马匹一样的牲畜，是保持车轮运转的润滑油，用一句话概括，见物不见人。而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出发，实证主义出发去看待人的客观存在，通过批判宗教、批判思辨哲学来确立他自己的哲学，即把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最后得出结论——不是宗教决定人，而是人决定宗教——“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9]费尔巴哈对于人的看法，一定程度上把国民经济学家关于人的看法给否定了。

　　费尔巴哈的这个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马克思在《手稿》中说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30]然而，费尔巴哈仅仅从人的自然属性去探讨人的客观性。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费尔巴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五）探索工人成为人的路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是缘何丧失主体性而成为完全受动的存在物的呢？工人又如何实现自我扬弃而成为人呢？为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不像黑格尔那样在观念里去设定人自身，而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出发去分析工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原因。失去生产资料的劳动者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无条件组织生产，如何生产、生产什么，都无法自主；更无条件决定劳动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生产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被资本所有者当做商品、当做生产资料来支配。而不是当做人来对待。

　　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分析人类历史，从此把人当成历史过程来思考。吸收费尔巴哈人学理论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把人当做对象性的客观存在来思考，从现实的人的各个方面去探讨人的本质。体现在笔记I、笔记III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与人关系方面，人与精神关系方面去揭示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在各个方面，从各方面表现出的人的综合力量，才可以代表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1]这个表述，从文本上看是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但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在《手稿》已经形成，在笔记本III体现得很清楚。

　　通过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研究，鲍威尔、黑格尔哲学的神学本质，变得透明了。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工人之所以成为工人，都不是上帝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剥削与被剥削的制度，都不是上帝决定的。人的历史，靠自己创造。世界没有救世主，工人被剥削的命运必须依靠自己才能改变。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揭穿了上帝造人的神学秘密，给工人注入了一剂清醒药，起到的作用是促使工人从长期的宗教迷幻与压抑下醒悟过来，意识到工人的解放必须依靠自己努力。

　　五、总结

　　通过梳理可知，马克思青少年时期把为整个人类的幸福而奋斗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马克思的阶级情怀铸就了为工人疾苦代言的意识与意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工人运动连连失败的现实促使马克思深刻思考工人状况的成因与改变工人自己命运的路径，《莱茵报》工作期间遇到的实际问题促使马克思研究方向从政治、哲学转向研究经济学。马克思在研究国民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加深了他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认识，鲍威尔之流的保守与摇摆加快了马克思与鲍威尔分道扬镳的进程，马克思发现当时占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鲍威尔哲学妨碍了民众觉醒，而鲍威尔哲学错误的根源在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因此，从源头上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才能与鲍威尔、黑格尔划清界限，澄清认识并有利于唤醒工人群众。经过如此梳理，明白马克思贯穿《手稿》的主线是唤醒工人觉醒、促进工人解放，那么，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III加入“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的意图，也就不难理解了。

　　注释：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460页。

　　[2]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42页。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页。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页。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12]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103页。

　　[13]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106页。

　　[14]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107页。

　　[15]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64页。

　　[16]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45页。

　　[17]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46页。

　　[18][19]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北京：三联书店，1965年，第50页。

　　[20][2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2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2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0页。

　　[2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2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2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2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24页。

　　[2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0页。

　　[2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3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

　　[3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发展理念研究”（18YBA138）】

　　（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