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祖籍广东台山，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伍氏在哈尔滨从事防疫治疫工作前后整二十年，期间他主持了两次防治鼠疫和两次防治霍乱等重大疫情的工作，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伍氏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首次提出了肺鼠疫的观点，总结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方法，发明了伍氏口罩，仅用百余天时间即取得了人类首次在大城市阻击疫情的胜利！可以说，他真正地做到了“于国于民，是谓医者；于世于时，是谓仁者。”今年恰逢哈尔滨（东北）抗击鼠疫取得胜利110周年，作为生活于哈尔滨的后辈理应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志纪念。故撰写小文向伍连德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地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百余年前的抗疫史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我们坚信像前辈一样采取“科学＋团结＋勇毅”的办法，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祖籍广东台山，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和医学教育等领域的先驱，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主要筹办者，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同时也是华人世界第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

　　一、伍连德防疫事迹 

　　1907年，伍连德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聘，回国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职），后继续前往世界各地周游学习，进修医学。1926年，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也就是后来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为当地医疗教育资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三十年间，伍连德一直在内地奔波，为我国社会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梁启超曾言：“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二十世纪初，千疮百孔的中国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医疗事业发展落后，卫生防治体系尚未健全，广大官兵对西医一窍不通，此时一旦暴发疫病，对人民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1910年12月，鼠疫在东北暴发。伍连德受清政府委派，于东北领导防疫工作。有别于先前单一的中医治疗模式，伍连德以其丰富扎实细菌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等医学知识，在对防疫、检疫、治疫等各个环节采取科学处理与监控，及时扑灭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灾，初步构建了现代医疗卫生防控体系。

　　此后，伍连德相继平息了数场在东北、上海等地暴发的鼠疫和霍乱，并以其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在动荡混乱的年代，那些敢于屹立在时代风口浪尖上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大梁。伍连德收回检疫主权、创建中华医学会，结合中国实际改良引进西方卫生制度；他于鼠疫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流行病科学理论。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不仅促进了近现代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同时也为世界疫病防治科研工作做出杰出贡献——于国于民，是谓医者；于世于时，是谓仁者。

　　二、伍连德抗击鼠疫措施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一）阻断疫病传播 

　　作为20世纪的抗鼠疫先驱，伍连德于1911年1月在哈尔滨建立第一所鼠疫研究所并出任院长。为了阻断疫病传播，伍连德结合微生物本身的特点，探求有效的防疫措施。

　　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包含鼠疫杆菌在内的微生物群落和人体系统共同构成了一种生态系统，被称为生态人。作为一个协作共生体，其中的人体系统和人体微生物群落是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典型。人时刻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就连人身上的微生物群落也不例外。可以说，人是表面上与外界隔离的，实则微人体系统和人体微生物群落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新陈代谢。当我们从微生物的视角看待人的时候，会发现人类皮肤是一层完全可以渗透的、几近自由出入的薄膜，所以人类和外部世界的边缘又是模糊的，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制约。只要距离足够近，人与人之间也进行着微生物交换，这种交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也很难划定你我之间的界限。[1]如肺鼠疫或继发性鼠疫由吸入空气中鼠疫杆菌直接引起，传染性极强，在东北地区的寒冷季节里很容易扩大流行。鼠疫患者体内细菌侵入自身肺内引起的并发性肺炎，由病人呼吸散播，病死率极高，易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灾难。针对这种情况，伍连德采取的隔离疫区措施，无疑成为了控制鼠疫传播的关键。伍氏以防治结合为重点，采取了控制交通、加强检疫等措施，发明伍氏口罩，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专门医院收治病人等。伍连德将防疫与微生物自身的特点相结合，将感染患者与外界隔离，有效控制了传染的扩大化。为了更好地开展防疫工作，伍连德在东北三省各地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具有医院实验室的防疫网络。1912年到1928年，从哈尔滨、滨江（今哈尔滨道外区）、满洲里、三姓（今依兰）、大黑河到营口等防疫医院，这些大大小小的防疫站点以网状坐落于水路和陆路口岸，对于检查、控制疫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保证了东三省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安然无恙。

　　伍连德曾在他创办的《中华医学杂志》中写下：“立国之道，虽有多端，而吾每于医学，首屈一指也。”有人笑他自夸不知谦虚，孰不知当一个医生有自信在专业面前笑对众生，就是在向病患、向社会作一个最好的答复，在当时中国较为落后的形势下，也是近代国人医学界第一次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二）建立公共卫生体系 

　　当东北地区不再有新增疫病患者时，伍连德并没有放松警惕。总结东北疫情的持续性和破坏性如此之强的根本原因，在于疫病防控的机制体制尚未完善。伍连德便开始推动建立一套完善的疫病防控机制。由于人体系统和人体微生物群落是相互依存、互利共生的典型，物质是常换常新的、流动的，每个人与外界和他人时刻进行着微生物交换。物质之间的边界不可能完全明晰，其中必然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之处，因此人与微生物最佳的存在状态是在相互尊重且共生的基础之上构建的。伍连德顺应自然万物的变化规律，秉持着维系生态动态平衡相对稳定的观点，本着大医根本在于治国（制度建设）的理念，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

　　推动建立政府公共防疫机构。1912年，伍连德呼吁政府创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并出任处长和总医官，使防疫事务体系化、制度化、专业化、常态化。此外，他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组建六所直属防疫医院，形成行政与医院一体的防疫机构，构建起遍及东北三省各地具有医学实验室的防疫网络，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得到不断地发展，成为东三省颇具规模、有相当实力的防疫卫生中枢和民国时期的防疫研究中心。同时，伍连德积极培养医疗卫生与防疫专业人才，逐渐完善公共卫生防护体系人才支撑，为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打下良好基础。

　　推动公共卫生法规建设。在伍氏的提议和推动下，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检疫委员会设置法规》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防疫法规体系初步建立。规则是保障社会秩序良好运行的前提，伍连德设置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未完全照搬西方卫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改良，刚柔并济，推动社会秩序的良好发展，为当局制定医疗卫生防疫政策提供了方向。

　　推动国人公共卫生观念的革新。伍连德积极推动公共卫生观念的科普，提倡分餐制，并引导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不随地吐痰、不吸烟酗酒等，减少疫病的发生及交叉感染。20世纪初，东三省城区扩展快速，卫生设施却不完善，城市卫生条件的落后为微生物的入侵、扩散和疫病暴发提供了条件。人对疫病的认识遵循人对事物认识的一般规律，都是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再到形成系统科学的认识。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对科学防疫的推进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推动国家收回海关检疫主权。我国的海关检疫始于1873年，当时主要为防止在泰国和马来西亚流行的霍乱传入。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海关主权被帝国主义控制，海港检疫权同样被外国人所把持，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中国，根本无力对海关检疫进行把控。帝国主义操控者对海关检疫并不重视，当时海关检疫的效果微乎其微，国外的霍乱由港口传入内地，并在上海流行。辛亥革命后，在声势浩荡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以伍连德为首的爱国医者向有关当局呼吁“自己办检疫”，并以伍连德领导下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属下陆路与海港检疫所的技术业务为基础，提出收回海关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26年，伍连德提出“海港检疫，当与时并进，不容缓图”的观点，强调海港检疫（其实就是海关检疫）的重要性。1930年，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于上海成立，伍连德担任处长，并主持制定了《海港检疫章程》，为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发展开创了新篇章。从防疫措施的使用到防疫机构的设置、防疫法律法规的制定，体现了在对自然规律的充分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积极调整人与自然共存的关系，使人类在自然面前处于更加积极主动的地位，而不是被动应对的地位。

　　三、伍连德抗疫与现当代生态哲学的思考 

　　埃伦费尔德曾写下：“在大自然中长期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不可怀疑的继续存在的权利。”大自然的广阔与生机给予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同样存在的权利，但是在资源分配不均及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物种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必然存在。

　　不论是鼠疫或是新冠肺炎，疫病产生的根源总是与人类的贪欲和对自然的“剥削”关系甚密。伍连德根据所掌握的流行病学知识，追溯东北鼠疫暴发的根源，最终发现傅家店的肺鼠疫来自于满洲里。当时，由于西方上层社会的物质欲望横溢，世界市场上动物皮毛交易盛行一时，一大批猎手闻利而动，蜂拥至世界各地猎取土拨鼠（旱獭），剥取皮毛。因利而来的新猎手并不会辨别土拨鼠有无染疫，因而一概猎取，且猎取之后并无任何防护措施，在狭小的地窖旅店等空间内就地剥皮，一人染疫便可迅速传遍整个旅社，并随旅客流动而传往各地，遂使鼠疫传播开来。

　　恩格斯认为，当我们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以及整个物质世界时，“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2]人类的贪欲享乐终由自然反噬回了自身，对自然的剥削与掠夺终究酿成了人类自身的灾祸。人和致疫微生物的斗争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就从未止歇过，疫病的形成至少是人、致疫微生物和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鼠疫和新冠肺炎疫情皆是如此，疫病的传播和扩散带给人类社会的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破坏，这与微生物本身的机制密切相关。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也就是说它是病原微生物。其特点是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尤其是以病人为传染源的肺型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形成人际间传播，并造成鼠疫在人间大流行。时下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特点是致病病毒经过基因突变，已经能够适应在人体内生存，而且传播力很强。现在有观点认为，R0数值应该在3上下；目前世卫组织给出的死亡率是3.4%。从历史的经验再到当今人类正在面临的问题，可见人类与疫病侵入的对抗任重而道远。

　　这些传染性疾病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如隔离、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则难以控制大流行的势头。如果自由原则与生命健康发生冲突时，应以后者为重。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曾言，“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在微生物与人类的交锋之间，人类由侵占者到被侵占的转变，解构了传统思维上人立于自然之上的主观臆想，迫使人类进行反思并合理设计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相处方式。

　　“所谓生态哲学，泛指以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整体性为研究对象的哲学。”[3]自生态哲学从近代西方诞生以来，其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之间长久的矛盾关系指引了方向，同时也映照了人类在处理重大疫疠之时其方式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伍连德抗击鼠疫的过程，先从剖析病菌开始，对病理原因作出充分的了解与判定之后，开始针对鼠疫本身的特点去部署东北防疫网络体系。在微生物与人类的相互关联下，人相对于外界的自然而言是脆弱的，薄膜般的皮肤阻挡不了微生物与病菌的入侵，人与自然的边界模糊感要求人们重新以更加温和的态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之，我们应以更加审慎、科学的生态系统观念应对每一次疫病的侵袭，在人与自然的相对平衡中，找到人类与微生物的和谐共生之道。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学生学理论课题“黑龙江红色基因探源——挖掘凝聚在‘中东铁路’上的红色印记”（202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朱振林：《论生态人：特征与观念》，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年4月15日，http://www.cssn.cn/index/skpl/202004/t20200415_5114660.shtml。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页。

　　[3]陈伟：《生态哲学与批判理论：一个理论结合点》，《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