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祖籍广东台山，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伍氏在哈尔滨从事防疫治疫工作前后整二十年，期间他主持了两次防治鼠疫和两次防治霍乱等重大疫情的工作，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伍氏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首次提出了肺鼠疫的观点，总结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方法，发明了伍氏口罩，仅用百余天时间即取得了人类首次在大城市阻击疫情的胜利！可以说，他真正地做到了“于国于民，是谓医者；于世于时，是谓仁者。”今年恰逢哈尔滨（东北）抗击鼠疫取得胜利110周年，作为生活于哈尔滨的后辈理应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志纪念。故撰写小文向伍连德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地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百余年前的抗疫史给予我们智慧和力量，我们坚信像前辈一样采取“科学＋团结＋勇毅”的办法，没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东铁路（现今滨洲线、滨绥线、哈大线）的建成，除了“型构”中国东北地区地理格局，促成了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剧烈变迁，也“令人意外地”带来了不速之客——鼠疫（原称作百斯笃）。鼠疫是由鼠疫杆菌（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也是目前中国法定的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中位居首位的传染病。它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术语表述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主要传播媒介，也可通过飞沫（呼吸）、接触传染。特点为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自然情况下，死亡率可以达到30%—100%。1910年—1911年“袭击”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的，就是这种病死率奇高的鼠疫当中最烈性的肺鼠疫。当时，于全世界而言，它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世人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情况下，伍连德博士义无反顾地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战“疫”中去。

　　一、伍氏的应对处置措施 

　　（一）依据流行病学规律找对病原和病因 

　　伍连德博士应命于瘟疫发生之时。他到达哈尔滨后，即根据当地的医生观察和日本医生的实验，通过到医院实地考察，依据对疫尸的病理解剖，大胆得出结论：疫情是由“肺鼠疫”引发的。这样的提法在当时绝对够大胆，那时人们还没有“肺鼠疫”的概念。但是当时疫势猛如虎，控制疫情传播为当务之急，短时间内还无法确定病原、传播途径等。社会各界对伍连德博士所做判断的接受程度有赖于进一步科学的考察与验证。疫情甫一过去，1911年7月，伍连德受邀与俄国医疗专家共同组建中俄联合考察队，进行以搜集土拨鼠（旱獭）资料为主要内容的疫病调查，寻找病原。他们一同前往满洲里，并深入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旷野大海寻针——寻找患病的土拨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十天搜索，伍连德等人终于在当地找到了病死的土拨鼠，并发现它的脾脏上有染疫的现象。实锤了部分学者以及当地人的猜想——土拨鼠（旱獭）是传染鼠疫的动物，而且还会将疫病传给人类——这种猜测终于得到实验室检验证明。1911年8月，伍连德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在会上，他报告了根据调查研究写成的论文——《蒙古土拨鼠与鼠疫的关系之考察》，[1]并在伦敦当月《柳叶刀》杂志上刊行，可见这一发现的重要程度。随后，在沈阳又做了关于土拨鼠和鼠疫的实验，再一次印证了该结论。

　　（二）掌握流行病的传播扩散规律 

　　这种肺鼠疫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也就是通过人的呼吸（主要是咳嗽）过程中，喷溅出的分泌物，如唾液、鼻涕、涎水等进行传播。该传染病潜伏期为数小时甚至2到3天，在疫区的外地猎手和民工等坐火车回家时，就成为移动的、流动的疫源，咳嗽等形成的飞沫将鼠疫的“火种”沿铁路迅速传播开来，使疫区不断地扩张，短时间内就由满洲里扩展到哈尔滨乃至东北全境，波及山东、直隶（现河北）和上海等地。又值冬日人员流动探亲，人们关门闭窗以御严寒（俗称“猫冬”），在密闭的空间内空气流通不畅，室内温度又相对较高，使病菌迅速繁殖，形成一人得疫危害一家的态势，即现代医学所指“家庭聚集性”传染。

　　（三）制定相应的可行性应对策略 

　　确定了病原和病因，知晓了传播途径，余下的就是按图索骥对症下药了。当时采取的具体措施是：严格管理满洲里至哈尔滨的火车，并巡查开放的道路和河流，从地理空间上防范疫病传播；请求有关方面提供医疗用房，配备更多的医生和护士；政府和社会各界筹集款项作防疫之用；争取日、俄铁路当局支持，做好交通线上的疫情控制；严防疫病沿京奉线（北京至奉天〔今沈阳〕）南下，一旦有传播趋势，立即设立防疫医院及隔离营等严格加以控制。由于疫情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开创性地革新了口罩——“伍氏口罩”，有效地加强了个人防护。针对疫尸成为又一传染源（因为天寒地冻无法深埋），伍连德不得已采取了非常处置——对疫尸进行大规模集体火化。

　　肆虐于整个东北地区的鼠疫共造成6万多人的死亡，其中哈尔滨市就有7000多人死亡。要知道，在当时清朝晚期国力衰微、时局动荡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伍氏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应对得当、处置对路，疫情将会造成更大伤亡。在不到四个月时间就彻底殄灭了这场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创造了人类战疫史上的壮举和奇迹，当时世界为之震惊！后世有学者认为：这次殄灭的鼠疫是人类用科学的方法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殄灭疫情的壮举，伍连德博士当推首功，他也被誉为“鼠疫斗士”，纵观人类和鼠疫之间斗争千百年来，第一次而且至今为止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这个称呼的人。

　　此后，伍氏又主导或参与了1919年哈尔滨霍乱大流行、192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1926年全国霍乱大流行、1932年上海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均取得了卓越的成效。通过哈尔滨历史上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和1919年霍乱大流行国际关键数据对比，更可以看出伍氏的功绩：哈尔滨发现第一例鼠疫病人是在1910年12月，这也意味着哈尔滨开始流行鼠疫。在第一次鼠疫流行时，哈尔滨有人口7万，染疫而亡的有7000人，致死率约10%；到1921年初第二次鼠疫流行时哈尔滨已有30万人，最终染疫而亡的有3125人，致死率约1%。[2]再对照自然情况下的鼠疫致死率为30%—100%（肺鼠疫致死率达100%），这足以说明十年来促进科学进步和加强防疫等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其中伍连德是功不可没的。另一组数据，是1919年霍乱大流行结束后，有人对中日苏三方医院病人治疗效果进行了统计对比：日本在大连的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为56%；苏联在哈尔滨的两家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分别为33%和58%；伍连德治下的中方医院：哈尔滨市霍乱医院病人死亡率为18%，东北防疫总处的鼠疫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仅为14%；而在海参崴的苏联政府医院，病人死亡率更是高达67%。根据英国的资料，同一时期在英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里，霍乱病人的死亡率为21%。[3]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的防疫抗疫体系不仅仅是对于抗击鼠疫有效，对霍乱等其他烈性传染病也卓有成效。可以说，当时的哈尔滨防疫抗疫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二、瘟疫背后的“瘟疫” 

　　1910年整个中国处于剧变前夜，当时的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形同一头笨重的、任人欺凌的老牛，反应迟缓，没有一点紧迫感；另一方面，面对疫疠时，初时清政府的地方官员几无作为。当时哈尔滨虽然是国际城市，清政府在此却没有得力的精于外事的官员和长于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以致于法国领事对防疫毫无兴趣，英国领事不相信中国的防疫能力，俄国和日本更是伺机而动，依旧谋求本国独立负责防疫，要求执掌抗击鼠疫的指挥权，作为全面吞食东三省的契机。这一次疫病流行的原因，表面看来是细菌造成的瘟疫，实则背后更隐藏着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引发的角力。

　　当时的东北，哈尔滨和奉天（今沈阳）是“北满”“南满”两个铁路枢纽中心城市，不但有较多外国侨民和国际商旅，且中国市政与俄国铁路附属地管理重叠，进而相互冲突。加上日本也有聚居区，涉外无小事，尤其是在国力衰微的时候，这时的检疫权、防疫权更具主权象征意义。疫情发生后，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防疫不力为由，频频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共同主管防疫，甚至“沙俄和日本都以保护本国侨民为藉口，企图独揽中国的防疫权，有人甚至声称中国无人能胜任领导防疫工作。”这其实远超出了防疫的问题，已扩展到警务权、行政管理权乃至主权问题，关涉人格和国格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东亚病夫”的嘲讽。更有甚者，“俄国和日本政府妄图利用疾病爆发的借口侵略中国东北，使鼠疫变成一个国际政治问题。”而且俄、日的蛊惑“成功地”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均有报道，引起了列强的担忧：一旦中国不能有效地控制住鼠疫，就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大流行，可怖的中世纪黑死病就会卷土重来再现世间。后来，曾经在中国唐山抗击过（腺）鼠疫的法国医生迈斯尼介入防疫领导权的“争夺”，也是这种担忧和对国人不信任的表现（当然，迈氏“争夺”防疫领导权“失败”之后，“赌气”式地凭藉既有的经验——按照腺鼠疫进行防治，个人独自抗疫，以致不幸染疫身殁）。正如同我们感念白求恩救死扶伤的深情厚谊一样，尽管迈斯尼未能成功，从国际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他是为了控制中国东北的鼠疫流行而殉职的，也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缅怀。

　　伍连德正是深知事关主权国格，知晓“此时的东三省政治局势复杂险恶，俄国和日本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虎视眈眈，伺机谋求侵略特权。同时，在东北居留的俄国和日本侨民众多，他们之中已发现有人感染上了瘟疫，如果处理不及时得当，很可能造成外交危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同意赴哈尔滨（东北）去战疫。如果说鼠疫是天灾的话，那么俄国抱有殖民主义目的的局部占领，从而导致政令出于多门、政令不畅、信息孤岛等，列强对国人不信任和横加干涉，造成“军心”动摇以致于险些酿成朝令夕改的局面，便是“人祸”，是猛于现实的瘟疫（鼠疫）背后的“瘟疫”，给正常的防疫带来众多变数和混乱，最终造成“战机”贻误和更大的不必要的伤亡。而这些问题，无疑是伍连德解决疫疠路上的绊脚石，拖延了伍氏采取正确措施控制疫疠的时间。历史给予我们的思考正是在于此，防疫抗疫争的就是时间，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扰和“瞎指挥”，用科学和勇毅抗击疫情。

　　三、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 

　　伍连德博士用勇毅和科学在清政府内外交困、列强环视、官民对细菌无所认知、没有防疫基础知识的情况下战胜了鼠疫，可谓创造了科学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其历史意义值得借鉴和深思。

　　（一）勇毅基于科学 

　　当面对疫病时，勇毅固然值得肯定和发扬，但是这一切需以科学为前提、以掌握事物客观发展规律为要诀，通过观察和实验以确定病原和病因，掌握流行病（特别是新型传染病）的传播扩散规律，据此再选择适合国情地情的应对处置措施。面对疫病，不能想当然地贸然蛮干，徒有勇气是不够的。这次防疫过程中，就有鲜明事例：法国医生迈斯尼当时是受聘于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应清政府的号召自愿去哈尔滨抗疫，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着实可叹，亦是可敬。他们本是应对过多次瘟疫（包括鼠疫，不过他们之前遇到的是腺鼠疫，而非当时哈尔滨流行的肺鼠疫），正因为他们根据固有经验应对新的问题，没有对新出现的问题进行充分调查研究和判断，必然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在当时，国际专家因疫亡故引起极大国际反响和社会恐慌：受到清政府邀请的国际知名防疫专家都不能幸免于难，遑论那些普罗大众了？然而，这些充分说明，在人类与自然界同生的过程中，科学技术也应当是共进的过程，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研究应当更多地基于实践的发展，技术的创新，而不是固有的知识和已有的经验。

　　（二）勇毅源于爱国 

　　前有义和团新败之余痛未消，保路运动之风潮正炙，这些都拜列强所赐；东北的状况更是可怖，北有俄罗斯虎视眈眈，侧有日本人处心积虑，可谓内忧未除，外患正烈，疫疠又至。伍连德在回忆录里写到：“施肇基的估计是：除非中国采取严厉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则，俄、日将采取行动，并最终演化成为一个外交事件。”正是施肇基的去信使得素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伍连德抱有为国赴死的勇毅，毅然决然地奔赴哈尔滨、东北地区，共赴国难。

　　（三）勇毅根于爱民 

　　医者仁心，仁者爱人。面对疫病轻则伤人身体，重则夺去生命，但凡有些许医德的医者，每遇疫疠则奋不顾身携着医箱勇敢直面。伍连德博士尽管生在英属马来亚，但是自幼他就受到良好的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具有极强的爱国爱民心念，良好的教育又使之具有更加博大的悬壶济世的人道主义情怀。所以，听闻东北地区人民正饱受疫情之苦时，他立即北上投入到战疫中去。

　　天灾（疫疠）不可怕，鼠疫杆菌和霍乱弧菌尽管至今还偶现狰狞，兴风作浪，但是只要社会安定，政令不出多门，辅以科学措施应对，它们是完全可以战胜的！时至今日，新冠疫情绵延经年，医学界仍然不能放松对它的跟踪研究，伍氏的那一整套应对处置措施，尽管只是被动地防范，但对于降低死亡率来说，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另一方面，审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我们更应该以生态学的角度去看待人类，以生态系统的角度去定位人，人是处于生态网络之上的一个节点，是众多生命中会思考和创造的一员，人类如果不去加强现代科学知识、传染病知识的研究，仅仅只顾谋取眼前的利益，而不顾整体生态网络的运行，那么将会进一步加剧生态失衡（包括微生态失衡），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则会变成自然界反噬人类。

　　余论：鼠疫倒逼出来的进步 

　　东三省鼠疫防疫，可以说是20世纪科学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当时造成全球范围的轰动，其中的科技文化启蒙意义也极为深远。凡事都有两面性，特别是标志性事件，1910—1911年哈尔滨的鼠疫大流行，给国人乃至世人带来了科技文化观念上的颠覆：

　　第一，中国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为探明病因，伍连德不得不顶着道德压力，冒着法律风险秘密进行尸体解剖（因为在当时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道德层面的压力，从法律层面讲，也无法可依）。但是，就这一次的尸体病理解剖无意中开创了历史——成为中国首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随后在伍连德等人的推动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关于尸体解剖法规的总统文告，后又颁发了详细规则，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官方准许尸体解剖的法律性文件，促进了中国医疗事业的进步。

　　第二，中国首次官方准许的火葬。由于天寒地冻等原因，当时有很多疫尸被拋至街头野外，伍连德凭着职业的敏感，忧心这个暴露的“坟场”会变成一个贮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4]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疫尸，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所带来积极效应都将化为乌有。他认为，集中火葬是尽快处理掉这些疫尸唯一的办法。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对当时的国人传统伦理观念又一颠覆性挑战。他一方面想方设法赢得当地官员和乡绅的支持，集体请愿支持火葬，另一方面上书朝廷得到皇帝的旨意，平复民间的反对意见。1911年1月29日，伍连德指挥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为消灭疫源而进行的大规模集体火葬，火化疫尸2200具。“这次大规模焚烧尸体在全球激起极大反响，被公认为是东三省鼠疫防疫的转折点”，[5]成为人类战疫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这是哈尔滨人也是国人应该特别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准许的火葬。

　　第三，中国首次建立地方性防疫网络。为了更好地开展防疫工作，伍连德筹划建立了一个遍及东北三省各地具有医院实验室的防疫网络。在战乱频仍的岁月里，经过伍连德等人的不懈努力，继1912年在哈尔滨建立医院之后，1912—1928年，属于这一网络的防疫医院陆续建立起来，如滨江（今哈尔滨道外区）、满洲里、三姓（今依兰）、大黑河（今黑河）、营口等防疫医院，这些防疫机构坐落在水路和陆路口岸，对于检查、控制疫病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证明，这些机构在后来多次疫病流行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能不敬佩伍连德作为一个防疫专家对全局有着高瞻远瞩的眼光！

　　第四，全民的公共卫生、生活卫生和个人卫生观念的迅速建立。战争推动科学进步，疫疠加速观念革新。这次鼠疫加速了科学观念植入人心并迅速转化为现实行动。首先，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迅速达成了组建卫生防疫组织的共识，成立了中央卫生会，组建了全国性防疫组织以及各地的防疫组织和机构。其次，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制定各种防疫规范日益重视，陆续制定了各级防疫规则、防疫章程等。再次，官民都进一步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突破了传统观念逐步接受了解剖、火葬疫尸、灭鼠、消毒、口罩、接种疫苗等各种现代防疫抗疫措施，用现代科学观念来直面疫情、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疫病搏斗成为大势所趋。

　　第五，扩展了人类认知，提出了“肺鼠疫”学说。伍连德博士到达哈尔滨之后，综合一名有心的中国医生经验所得（他根据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的现象，判断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的急性肺部炎症），以及一名日本医生对数百只老鼠解剖，排除了腺鼠疫的可能等事实。基于种种事例研判，这一次发生的疫情显然与以往对鼠疫的认知有明显不同，故此，伍连德大胆提出，在哈尔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无需通过动物媒介传播，而是通过呼吸飞沫传染，他将此命名为“肺鼠疫”。这样的判断后来得到临床和实验的验证。

　　第六，还有一项小发明（革新）——“伍氏”口罩。人的生命至上，人的健康至上，是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这也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哲学不是人事之外的遐想，而应落到实处，科学技术的发明更是如此。此情此景，这项貌似很平常的发明（革新），实际有大用处，增益医护防护设备，保护了人的生命健康，实现了最大的“哲学”。当时既然判断出大概率的发病可能是飞沫传染，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针对此专门设计了一种看似极其简单实则充满科学内涵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当时在哈尔滨乃至东北，如果没有从一开始就严格执行戴口罩这个简单的要求，死亡的人数还会高得多，成功控制鼠疫的时间也会延长，甚至导致局面失控。正是这个看似简单，却非常有效的措施挽救了无数条生命。正因为此，后来世人称之为“伍氏口罩”以纪念它的发明者。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19世纪以来，（微）生物科学和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们充满了自信（甚至有些盲目）。随着疫苗的出现和抗生素的发明等，鼠疫、霍乱、天花、白喉等得到了有效地遏制，制造了人类战胜了微生物的假象。然而，自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微生物引发的传染病此起彼伏，SARS、MERS、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塞卡……直到2020—2021年的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大流行，又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微生物与人类的生存竞争将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战争”，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并建立起有效的全球疫病监测体系和公共卫生预防体系，携手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注释： 

　　[1]管成学、赵骥民主编：《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事》，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2]管成学、赵骥民主编：《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事》，长春：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81页。 

　　[3]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 

　　[4]后来俄罗斯专家果然证明了这一点：在哈尔滨严冬的极低的温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个月。 

　　[5]王哲：《国士无双伍连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学生学理论课题“黑龙江红色基因探源—挖掘凝聚在‘中东铁路’上的红色印记”（202002）的阶段性成果】 

　　（苏蝶，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朱振林，黑龙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