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须走出哲学研究中的诸多误区，诸如学术化误区、体系化误区、原理化误区、注释化误区、实用主义误区等，这些长久形成的研究习惯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障碍，深刻认识并克服这些问题是当下研究工作的首要前提。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误区

　　作者简介：王福革(1968-)，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5-0020-04

　　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一个体系、一本教材的局面，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对理论本身的需求，而找出理论创新乏力的原因则是突破当前理论困境的关键所在。回顾我们过去的理论探讨，不是研究水平不高，用力不足，也不是实践的内容不充分，在诸多的原因中，理论研究中存在的某些误区一直是消耗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灰色地带。弄清并突破这些误区，才能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一、学术化误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任何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而使之单纯学术化的尝试都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决定了它具有先在的实践性特征。

　　近些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集中在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和不适当的评价中，一些移情别恋的学术研究成果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或明或暗地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的陈旧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度重视，特别是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探讨，表明那种认为马克思晚年时期和恩格斯晚年著作所总结的思想背离了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思潮有所抬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研究中，通过引进西方理论范式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新颖”的思路和“意外”的结论，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倾向。随着人本主义和普世价值学说的流行，抽象的人性论、思辨唯心主义认识方法和先验主义等在学术研究中有流行的趋势。诸种情况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单纯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的做法已经成为当代研究者的一种代表性研究倾向。在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上，首先要解决的是学术化和实践性的关系问题。当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一种学术研究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大众利益和实践联系起来，这种纯学术性的研究方向就值得反思。换句话讲，如果坚持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化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走向片面性，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实践性而具有的生命力。

　　就其本质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紧密结合是其长久生存的内在生命。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实践是学术的来源与创新的内容，背离社会实践的学术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大忌。回顾马克思本人的学术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社会现实问题来构思和写作的，其出发点是解析社会矛盾，过程是探寻解决方案，最后是指出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马克思一直围绕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来做文章，很少就哲学本身的问题进行大篇幅的研究，即使有之，也是立足于社会现实基础上而进行理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现实相结合，并随着具体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因此，生命力在于实践而不在于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一旦脱离了社会实践而使之变成书斋中的学问时，其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提出针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但在现实中，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很少关心社会现实问题，以概念的逻辑推演和新思潮的喧嚣，特别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吹捧为能事，自认为是在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工作。事实上，这是站错了出发点，找错了参照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一种纯学术的话，也就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活生命力。无论我们对西方哲学体系的引进和阐述做的多么好，如果在中国社会现实的条件下不结果，只能是供人赏玩的塑料花。中国的研究者要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创新，唯一的道路就是走出书斋，去关心民众疾苦，想大众之所想，剖析社会问题的实质，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有活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只有在对当代中国问题史的思考中，才能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应当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化，而不是学术化。

　　二、体系化误区

　　体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方便着哲学的思考，也窒息着哲学的智慧。

　　创造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多年来的思维习惯，似乎不用体系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深刻把握其理论本身，对学习者也不好作出好交代。考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习惯，主要来源于德国哲学的传统和前苏联的体系原则。学术体系是什么？简言之，就是要把一个学说变成自满自足，用自己的圆满完成对问题的说明，从而形成一个系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起步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体系化了，对于研究者来说，学习它的最好方法是掌握这个体系。在体系中，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已经被安排的非常完美，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完美”之前进行欣赏、惊叹和运用。

　　自1980年代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除了进行体系的修补和重新组合外，并没有做什么使体系“新生”的工作，以致使今天的研究如果不用体系的思维，我们的研究竟不知从何下手，体系已经成为研究的逻辑先在。体系方法有其优势，即方便学习和研究者的直接掌握，便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与体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做法本身的弊病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即体系本身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乏力，体系的制约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就发展的观点来讲的，而不是这个体系本身。事实上，现存的体系，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对任何新东西的出现，人们已经习惯用体系本身去说明，似乎没有体系回答不了的问题。许多人想突破体系而未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系已经衍化成封闭的系统。所以，可以说，是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事实上，马克思在当年的研究中并没有一种创造体系的构想，除了穷其四十年的《资本论》有较为完整的经济学体系外，其哲学并没有形成体系的特征。恩格斯在后来的哲学总结中，也只是为了让后人比较方便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进行了一些理论归纳，恩格斯对于其所归纳出来的具有所谓体系特征的东西，并没有声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反，恩格斯的出发点只是便于人们掌握而已，并不是要创造某个体系。在我们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感觉不到体系的存在，更多的是对其他的体系的批判。由于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全盘引进，体系观点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中，我们既受惠于它，也受害于它，把体系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事实上，体系的创造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总结，方便学习是其主要的目的。就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讲，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但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体系，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体系起步的话，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始，哲学不是体系，哲学就是原著本身，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只有在读完原著之后才能感觉，绝不是掌握体系后的条条道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笔者主张用原著代替体系，用读原著后的感觉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和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为此，只有放弃体系，才能打破体系，这是走出体系误区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