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森

　　收藏杂志有个大麻烦,就是量太大,一种年份长的杂志你要收全它,码起来一大堆。所以,不少藏家致力于收藏创刊号。一些年月久、名头大的杂志创刊号,在古旧书刊市场一直很抢手,有些在民间基本绝迹,比如《新青年》创刊号,已是博物馆的镇馆宝物了。

　　《新青年》创刊至今,正好整一百年,1915年,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因为此前上海青年会办了一种名为《上海青年杂志》,该会要求《青年杂志》更名。所以《新青年》创刊号也就是这本《青年杂志》。

　　这本创刊号封面上印了一个外国老头像,是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这位生于1835年的英格兰穷孩子,到美国打拼起家,直至掌握钢铁托拉斯。而在功成名就后,他又将几乎全部的财富捐献给社会,其捐赠款额之巨大,足以与死后设立诺贝尔奖奖金的诺贝尔相媲美。卡内基成为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个人奋斗的楷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颇有影响。查卡内基生平可知,《新青年》创刊之时,他刚刚去世,这大概是选用卡内基画像作为封面人物的原因吧,另外,这期杂志还有一篇卡内基传记。

　　不管是《青年杂志》也好,《新青年》也好,取名“青年”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当时外国人称中国为老大帝国,国内也有认为中国老朽之极,不可救药。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予以驳斥。大声疾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面对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祖国,以青春“少年”“青年”比喻之,以激励国人,是很有针对性的。翻开《新青年》,一股新风新气象扑面而来,那些包含激情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使人振奋。如,1916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刊文《1916年》,号召青年以是年为新起点,说“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亲朋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一腔忠诚炽热之心跃然纸上。

　　《新青年》的历史分量有多重?请看编辑部阵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等。杂志的编辑部,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司令部里发出的声音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充满了争论,常常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

　　1919年第6卷后,杂志采用轮流分任编辑的形式,大致每人编一期。《新青年》同人的政治主张方面的差异,也充分反映在刊物上了。胡适信服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于是在第6卷4号竭力推行实用主义,实际上编成了一期实用主义专号。而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着手编辑第5号,立即将这一期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这一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顾孟余的《马克思学说》、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周作人的译文《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陈溥贤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随着《新青年》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个性张扬也表现得无拘无束。鲁迅晚年有一篇著名文章《忆刘半农君》,文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这就是《新青年》同人的品性,恰如爱因斯坦所说,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精神的完善才有可能。这即是《新青年》留给我们珍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