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在两个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展开分析：即对早期资本主义劳动不平等及对立关系的研究和在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方法论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劳动及分配关系的一般性分析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了早期资本主义对立发展的经济关系，也探讨了包括劳动合作与和谐发展的商品经济一般的理论，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该问题的基本认识方法。马克思经济学关于经济权利的核心观点、关于崇尚劳动创造，以及劳动者通过接受教育和训练积累人力资本的经济思想、关于生产力系统协调均衡发展的思想，以及集约化生产方式的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对合作、和谐劳动关系开展积极思考的理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广义的。

　　关 键 词：剩余价值；人力资本；剩余分享；和谐劳动方式

　　作者简介：杨晓玲，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1-0064-08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只有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才能持续发展也已形成共识。在人类工业文明的初期，资本主义曾经历过劳动关系的极端对立与激烈冲突阶段，这种不和谐劳动关系曾经几乎葬送和中断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然而，一个多世纪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调整，资本主义劳动关系逐渐进入合作、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理论与实践出现反身发展。当代中国，劳动关系也处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不稳定发展时期，为防止和避免中国市场化改革为私有制付出过大的成本和代价，推动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及劳动关系的现状，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挖掘和发现该理论体系蕴涵的关于实现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的科学内容和积极成果，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的重要使命。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结合技术关系讨论收入与劳动关系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独树一帜，为后人在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及方法论基础。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挑战的同时，也得到继承和发展。针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新剑桥学派坚持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只从经济技术角度阐述，由所有制形成的经济关系仍然是说明分配关系的核心原则，论证并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但是，“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中也并不能完全排除技术因素对利润的影响，事实上，新剑桥学派是用经济权利关系与技术关系的双向分配理论替代了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的收入分配理论。”[1](P351)在当代，还有许多国外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发展了“阶级冲突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斯拉法在《用商品购买商品》的著作中，提出剩余分配不受生产条件的支配，即独立于价格决定之外，但又按同一机制与价格同时决定，这表明斯拉法也认同了技术关系的影响和作用。20世纪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其分配与劳动权利关系开始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劳动关系由早期对立、对抗性质发展为以合作与联盟为主导关系的格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资本主义劳动合作关系展开了多视角的分析与探索，尤其在长期视野下对“阶级合作”关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推动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然而，这些理论成果多偏重于纯粹技术关系层面的实证分析，缺乏对变革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技术与经济关系相统一基础上的分析与说明。

　　就收入分配与劳动关系而言，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关系的主导与决定作用，但在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并不完全排斥技术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作用，并且，技术关系始终是马克思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比如，马克思在考察劳动力的价值决定时，就明确指出“历史与道德”因素的影响作用。今天，当我们面对时代新问题与挑战时，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商品理论，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与训练”的要素质量分析理论时，认识并理解到马克思经济学关于技术关系作用于经济关系、技术与经济关系相统一的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个视角深入分析，可以探寻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劳动合作、和谐思想的理论脉络与基本观点。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总是通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集约化生产方式的建立对劳动以及收入分配关系产生影响，从而使经济关系格局在既有权利结构下获得合理的调整，并逐渐从合作关系走向和谐。由此可以肯定，劳动关系的矛盾、冲突与合作、和谐应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不同层面：即对早期资本主义劳动不平等及对立关系的研究和在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方法论基础上，对商品、市场条件下劳动及分配关系的一般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包括对劳动不平等及极端关系的研究，还包括劳动合作、和谐关系的一般研究。

　　由于对早期资本主义劳动不平等及极端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狭义剩余价值理论无疑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关系的研究传统，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对劳动合作与和谐经济关系的广义研究，则蕴藏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的方法中，并通过对商品、货币关系的一般分析，通过对劳动者“要素质量”的经济权利与技术关系的统一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系统的协调均衡发展的理论观点中体现出来。当我们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学习和领会《资本论》的精神实质时，马克思经济学向我们展示了分析和研究劳动及收入分配关系不平等、对立与合作、和谐发展的两个不同层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该问题的广阔研究视角与方法。事实上，由于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一般合作性质，合作、和谐劳动关系自然成为资本主义不平等及对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应而也成为马克思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包含着丰富的劳动合作与和谐思想。当然，劳动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是一个由基本合作关系到长期和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都是重要的。

　　超越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特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出发点，既要在批判、超越性的视野下，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不平等、不合理关系的现实性，又要从落后生产力的实际出发，肯定并积极探索合作、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及历史条件，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方法。在当前，针对当今中国劳动关系的现状，积极探寻权利不平等前提下的劳动关系相对平等与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社会及技术发展条件，以期推动劳动关系的合作、和谐发展以及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一、崇尚劳动创造是构建合作、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基础

　　分配及劳动关系，既属于生产关系层面实质性内容，又涉及生产力系统的资源配置及总量平衡问题，该问题决定并影响着价格关系的长期走势以及消费关系的状况，调整、处理好该关系对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意义重大。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实现有效竞争的同时，也为实现劳动及社会关系的合作与和谐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一般来讲，合作、和谐的劳动关系既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生产与交换、消费统一关系为基础的、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以及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劳动与资本之间相互依赖互利双赢的协调平衡和互动关系。这种协调平衡关系具有稳定发展的特性，并通过劳动关系的矛盾运动呈现出从低级阶段的合作发展，逐渐发展到长期互利双赢的和谐阶段，各阶段的发展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相互促进。

　　图1　经济关系与技术关系相互影响

　　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的体制及经济驱动力基础即是：首先，商品经济为合作、和谐发展的劳动关系奠定了体制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品、货币一般理论不仅讨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同时也探寻了合作劳动关系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在历史层面，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由于不存在剩余劳动，以劳动者所有权为特征的劳动合作关系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起点。其实关于商品经济的劳动合作性质，马克思经济学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展开了进一步具体分析。在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价值形成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而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构成价值形成的边界，工人“必要劳动”付出的必须性与现实性，不仅针对资本家，同时也针对工人自己。由此可以肯定，工人的“必要劳动”，以及以“必要劳动”为边界形成的劳动力价值标准构成劳动基本合作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价值形成过程及“必要劳动”范畴的阐述是一种理论抽象，但也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合理抽象。我们有理由认为，建立在“必要劳动”范畴基础上的劳动力价值的形成与实现应成为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的底线“均衡标准”，而由“劳动者正常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工资本质其实决定着合作劳动关系的基本格局与长期和谐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常常将劳动者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此，推动劳动关系合作发展，不仅要确立这个底线“均衡标准”，还要有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制度建设，这些权利的建立对于文明社会形成是基本的、也是基础性的。尽管这个基本的“均衡标准”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动而不断变动，不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提高，也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降低，尤其在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生产力破坏性灾难来临时，劳动力价值标准应有适应性低位调整。

　　其次，马克思创造性劳动价值的理论在成为经济技术发展根本驱动力的同时，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劳动本体”的经济学思想，为实现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以劳动、价值、货币、资本的逻辑层次展开，揭示了劳动作为一般简单劳动的价值源泉与资本生成基础，说明一般简单劳动之于资本的形成、积累、发展壮大之间的内在的统一性与本源关系。并且，一以贯之地说明没有劳动，资本不过是“不变资本”，即是单纯的货币、机器、厂房、设备而已。马克思经济学本体价值理论，从深刻的人文关怀出发，以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透彻的社会存在本体为特征，阐述了一般简单劳动作为经济学规范分析理论的价值基础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思想应该称为规范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和定理。至于价格与工资，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价值最终“决定着价格与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与走向。”[2](P14)而“劳动创造价值”经济学规范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性劳动”范畴的科学界定，也将弥补科学的“经济技术理论”的某种不足，并为以价格、国民生产总值导向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理论、为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特征的分配理论，提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渗透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科学的、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和补充，进而有希望和可能改善即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无法避免的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克服由此导致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与“收入及劳动关系的社会危机”，实现经济学研究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高度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体现的崇尚劳动创造的基本思想为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合作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般简单劳动作为价值源泉，其功能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也是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该理论应与马克思哲学实践论观点共同构成经济学研究基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再次，基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在强调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本源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必须承认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和先在性，以及劳动相对于资本的现实的妥协性和包容性。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名目论，马克思经济学在强调货币的一般劳动内涵与基础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货币的价值形式特性：即作为一般劳动的表现形式，货币、资本相对于劳动和各种物质资本更具一般性与先在性，进而使个体劳动者相对于货币、资本具有现实的依赖性与妥协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货币理论分析了货币从特殊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形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也将货币、资本等本该属于人的本质东西如何一步步演化为人的外在物、演化为现实世界拜物教形式并与人相对立的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货币产生的历史进行考察的同时，还揭示了交易个体，从与特殊等价物的对等关系发展到与一般等价形式的对立与依赖——乃至在极端历史时期货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戕害过程。而在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总公式的分析，分析了货币作为生产过程第一驱动力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资本积累之于技术进步与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也深刻揭示了这一过程劳动与资本及实体要素的手段与生产目的性之间的颠倒的现实关系；揭示了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统治与劳动对资本的依赖性、不平等性关系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也指出了人类社会特定阶段合作劳动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并认为这在人类一定历史阶段是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