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19 世纪的西欧，几乎所有青史留名的思想家都被浪漫主义情怀深深感染。这种情怀要么被歌颂为 “新世界的诞生”、一种 “真正的诗”，与那个时代中一切旧事物、旧制度格格不入; 要么被指责为人性的病态爆发、野蛮无能，如尼采所谓的 “病态的疏离”。浪漫主义到底是新世界的法权原则，还是根本就是一种病态，暂所不论，但尼采的 “疏离” ( Entfremdung) 一词却使用得 极 为 独 到。Entfremdung 又 可 译 作 异 化( Alienatio)，用来指称人的主客体分离。尼采使用 “疏离”来批评浪漫主义的人 － 神分离、离经叛道，既发现了浪漫主义的内核，又显得对浪漫主义 “庸众救世”没有任何信心。事实上，浪漫主义从一种全新的批判文艺风气开始，逐渐滥觞为一种主导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潮，其实质就是将审美创造的权力转移到了个人身上，让个人成为自己的参照，让人自身承担起全部历史的重负。简言之，人民创造历史。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浪漫主义的第一次大演练，因此被认为是世界历史 ( world history)的分水岭，一种被称作 “现代史”的新时代从法国大革命开始。而它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 “人民” ( Volk) ，并进而认为人民是政治意志的最后担纲者。

　　浪漫主义与政治革命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含混离奇的关系，恰好这种关系在 19 世纪的巴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戏剧化实践。巴黎既是 “自由之乡”，又是 “乌有之乡”。马克思早期的重要文本 《论犹太人问题》、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巴黎手稿》 都是在巴黎完成的。下文以思想史方式展开，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文本以及与费希特、黑格尔、托克维尔的思想比对，逐步揭示马克思早期法哲学思想与巴黎浪漫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决裂之处。冯友兰曾以 “信古”、“疑古”、 “释古”来表述中国史学界的三大派，分别对应 “抱残守缺”的信古一派、 “审查史料”的疑古一派和 “融会贯通”的释古一派。这里谨借三词来说明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理解从迷恋走向超越、重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