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江畅，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哲学学院

　　价值哲学研究的取向，不仅指价值哲学研究者的旨趣和在研究过程中所关注的重点，而且主要指把何种主体的需要看作终极价值的源泉和尺度，以何种价值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为基点和目的，一言以蔽之，即是指以什么样的主体所追求的价值作为价值的本位。自古以来的价值哲学研究，虽然研究者众多且出发点各不相同，但存在着两种基本不同的取向，即整体取向和个人取向。前者以整体为本位看待和研究价值，后者则相反。这里所谓的“本位”，指的是价值的基点，而这种基点被看作价值的主观源泉和衡量价值的尺度。本文试就这两种基本取向各自的渊源、分歧、问题及其出路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两种取向的源流分疏

　　价值哲学研究的个人取向与整体取向由来已久，自从有了价值哲学研究，就有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只是由于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某一种取向在某个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另一种则居于从属地位，甚至被排斥或被压制。

　　从中国历史上看，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和老子的学说就分别代表了中国最早的整体和个人两种价值哲学研究的取向。孔子的学术研究以恢复已经衰落的周朝统治秩序为使命，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构建的庞大的仁学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建立爱有差等、尊卑有别的“家天下”秩序。他主张个人要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而无论是圣人、贤人还是君子都超越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并具备了和谐的“家天下”所需要的道德人格。那些追求个人利益的人则被看作“小人”，即所谓“小人喻于利”。对于孔子来说，家国不仅是第一位的，甚至就是唯一的，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自觉地融入其中，无私地为之作贡献。与孔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子并不关心国家社稷，而注重个人的自我完善，只是实现这种完善的途径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他推崇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贵柔守雌、慈俭谦让、知足不争、致虚守静、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美德，主张人生要实现向道德和超越的升华。孔子和老子所开创的这两种价值哲学在战国时代分别以孟子和庄子为主要代表得到了延续。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后，除了魏晋玄学突出张扬个人之外，中国传统价值哲学研究基本上是整体取向占据着统治地位。

　　到了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又在某种程度上分别体现了整体和个人的价值取向。二程强调“天理”，认为天地之化育是一个生生流行、浑然无间的总体过程，人与万物同为大化流行中之物，皆从“生生之理”而来，此理在天则为天之道，在物则为物之理，在人则为人之性，即所谓物我一体，天人一贯。朱熹则由心性学上的道心人心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进而认为三代以天理行，此后则以人欲行，并因此主张若要恢复三代之治，则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尊王贱霸。显然，程朱理学弘扬了孔子所开创的整体主义传统，而陆王心学则持“心即理”的观点和立场。陆九渊的学说围绕“本心”展开，认为作为道德情感、道德法则、道德意志相统一的“本心”为每个人所本有，是具有普遍性与恒久性的“同心”或“大心”，亦即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王阳明认为，无须求理于外，仁孝忠信之理乃“心之条理”，皆“发于吾之一心”，是“吾之一心”所呈现的自然和条理，亦即道德准则与秩序。①需要指出的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虽然存在着上述分歧，但他们之间思考取向的不同没有孔子与老子之间那么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不过是儒学整体主义传统中侧重整体和侧重个人的两种不同倾向而已。

　　与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取向演进的轨迹不同，在西方价值哲学研究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过明显的从古代的整体取向到近代个人取向的转变，到当代社会又出现了整体取向的某种复兴。在古代西方，有完整价值哲学的第一人是苏格拉底，他毕生关注“什么是德性”的问题。在他看来，德性就是灵魂的善，而人拥有了这种善就拥有了幸福即善生活。苏格拉底开创了西方整体取向的传统。柏拉图更明确地提出善生活作为目标不是个人的，而是城邦的。“在建立我们的城邦时，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可能得到的最大幸福。”②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整体取向立场，并明确将人看作不平等的政治动物，认为他们生来就需要他人，需要社会生活。这不仅是实现自己利益的需要，而且“仅仅为了生存自身，人类也要生活在一起，结成政治共同体”。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