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学功（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马克思哲学内在地蕴含着人学维度，但又不能把它等同或归结为人本主义。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中人的维度之所以被遮蔽，是因为传统教科书所奉行的哲学解释框架的固有缺陷。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才能对人的问题求得合理的解答。马克思在《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述中，分别从实践和社会关系两种视角对人的本质做了规定。这是两个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视角，如果说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或一级本质，那么由实践活动所形成和派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人的二级本质或次生本质。实践作为人的“类本质”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即历史地发展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二是指作为历史运动最高目的的、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活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自由王国”。它们都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学”概念，前者可称为“历史人类学”，后者可称为“哲学人类学”。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必须涵盖这两种意义的“人类学”概念，否则就难以避免“经济决定论”的指控。而按照“经济决定论”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人的维度将始终处于被遮蔽之中，不可能获得内在肯定和确认。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人的本质；实践；社会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人类学

　　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目标的学说。然而奇怪的是，在以前的一个历史时期，人的问题反而成为禁区，仿佛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专利，以致谈人色变，噤若寒蝉。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改观，但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获得科学的认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以前曾在多篇文章中表述过，简单说来就是：马克思哲学内在地蕴含着人学的维度，但又不能把它等同或归结为人本主义。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巴黎手稿》中，但也散见于其他著作之中，可以说贯穿马克思的一生。本文不拟专涉《巴黎手稿》的文献学问题，而是试图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文本中的思想整合起来，着重就马克思哲学中人学维度被遮蔽的原因、实践的观点与人学维度的关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两个命题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的人学方法论等几个问题，再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马克思哲学并不存在“人学空场”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或偏见，认为马克思哲学漠视人、忽略人，存在着一个“人学空场”。针对这种误解或偏见，我国理论界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求索。从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到80年代中后期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到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人学热”，中国哲学界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人”也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在马克思哲学中并不存在所谓“人学空场”。不过，上述研究基本上只看到了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对象意义，还没有把它作为马克思哲学的一种内在理论维度去理解和确认。2001年，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1］一文中提出：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维度之一。这就把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此笔者是欣然赞成的。但是，我们又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一般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等同起来。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概念及其思维方式。在马克思哲学诞生之前，某些旧唯物主义者就探讨过人的问题，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费尔巴哈“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并认为“只有在将人理解为这个统一（引者按：指思维和存在的统一）的基础和主体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真理性”［2］。这无疑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精彩之处，也是它能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中间环节的内在依据。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存在过一个完全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时期（如1843—1844年），但马克思确实肯定过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的优越性：“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引者按：即机械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3］22

　　与此同时，马克思又指出了费尔巴哈的致命缺陷：“他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存的生活关系。因此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22。

　　由于费尔巴哈离开实践，离开现实的社会关系去考察人，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单个人所固有抽象物”，“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3］85，最终没有找到一条“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在人的问题上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马克思哲学的创立，实现了人学的根本转换：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人”，并把他们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4］24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