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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阶段性特征
2014年03月31日 15:44 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兰州) 作者:刘敏 字号

内容摘要:通过对近代以来学界和政界关于社会建设基本理论的梳理,对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观点的归纳,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即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特征的社会建设时期、以社会事业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建设时期和以改善民生为特征的社会建设时期。

关键词:社会建设;阶段性特征;精神文明;社会事业;改善民生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通过对近代以来学界和政界关于社会建设基本理论的梳理,对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观点的归纳,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即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特征的社会建设时期、以社会事业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建设时期和以改善民生为特征的社会建设时期。

  关 键 词:社会建设;阶段性特征;精神文明;社会事业;改善民生

  作者简介:刘敏(1946—),男,甘肃定西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社会学理论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1)05-0001-05

  一、引言

  自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后,我国社会学界以不同方式对有关社会建设概念、内涵、内容、建设领域、方法和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探索。社会实际工作部门及党政管理干部也对此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在工作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改革以来,我国全面实施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和“中国经验”。到2003年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55,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0.694和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0.718。中国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也从1991年的101位上升到2003年的第85位。实现了建国以来最快的社会发展速度。经济社会的发展实践表明,我国已开始进入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从主要是经济建设向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步并进过渡的阶段。同时,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既是社会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社会矛盾的突显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说明社会在进入转型期的同时,也进入社会风险的高发期。

  此前和此后的大量社会事实也表明,不仅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如自然灾害、传染疾病等,而且还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涌现和加剧的失业问题、通胀问题、两极分化问题、交通问题、环境问题等非传统风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和阶层利益关系在大幅波动,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态势趋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累积和非常态型增加,甚至在许多时候因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相对滞后,直接引发相关的社会性群体事件,给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带来威胁。因此,如何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协调多种利益关系和消解多种社会冲突的能力,切实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修正治国方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模式,就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现实课题。为此,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向全党强烈宣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主张。从此社会建设作为一个理论创新的新概念,作为一种现代化政治的新视野,作为一套治国理政的新方略,全面渗透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修正着以往传统的增长方式和传统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弊端,促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带动型,由资源消耗型向科技主导型转变;不断校正着对实现现代化进路和方式的传统理念,催涌着各种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的孕育和生成,对鲜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发挥着巨大的导向作用。

  二、关于社会建设的两个基本问题

  无论是当下的中国政界还是学界,一开始提及“社会建设”就会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近代以来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界或学界积累了哪些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遗产?社会建设这个新概念实际上在上世纪初期和30年代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都曾经提出过[1]。1919年,孙中山先生将他1917年撰写的《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收入《建国方略》中,构成了他关于国家建设基本构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中,孙中山充分表达了他的“社会建设”思想,即“教国民行民权”[2](P300)。1934年,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先生撰写的《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最后一章中专门写了一节《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开篇就给“社会建设”下了定义:“依社会环境的需要与人民的愿望而从事的各种建设,谓之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范围甚广,举凡关于人类共同生活及其安宁幸福等各种事业,皆属之。有时此等事业,属于改革性质,就固有之文物制度而加以革新。有属于创造性质,系就外界传入或社会发明之文物制度而为之创造。无论创造或改革,要之,皆为社会建设的事业。”[3](P244)

  同时,1930年以后,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掀起了一阵乡村建设运动,他在广泛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的出路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的文化问题,复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复活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铸造了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成了“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结构,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只能走农业立国、乡村建设的道路。他提出的乡村建设方案是:从乡村教育、农业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乡村影响城市,以农业促进工业,逐步建设一个因袭“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传统的新国家。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4]。

  建国后的1950年代,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其难度可想而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首先,把“统筹兼顾”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统筹兼顾”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正如他指出的“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5](P782)。虽然,毛泽东论述统筹兼顾主要或重点是在经济领域,但不能认为只涉及经济,它也包括统筹社会等其他方面。正如他所说的“无论粮食问题,灾难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提出各种适当的安排”[5](P783)。

  其次,处理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建设过程中一直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民族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之一,“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5](P721)。

  再次,倡导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扩展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源基础,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关注的又一重大问题。毛泽东认为,妇女解放不仅仅是口号,不能停留在思想层面,要在进行社会建设和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体现妇女的作用,实现男女平等。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6](P458)

  由此可见,无论是解放前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洞见,还是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关于社会建设的实践,都会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2004年才首次提出和使用社会建设这一概念。那么,在这之前的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有没有社会建设?如果有社会建设,那么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有着什么样的特征?以社会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有影响的重要见解。

  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的涵义应是: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中,社会建设的主体是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等;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公平与公正;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社会建设的保证是社会安全运行,包括社会安全阀构建;社会建设的动员机制,是建立协调各阶层的利益机制,充分动员民众参与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管理,主要是在社会运行方面科学管理,保证社会良性运行。因此,社会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1]

  李培林指出:“关于如何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建设理论,我想一方面要沉下心,做些扎实的学术积累工作,提炼出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建设规则,广泛吸收中国传统的社会建设思想精华和西方现代社会建设理论成果。做学问要有返回经典的耐心、独上高楼的境界和秋水文章的心力。另一方面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把普遍的理论概念与可操作的实际层面相衔接。”[7]

  李强对社会建设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社会建设是什么?中国其实有大社会、中社会、小社会。小社会就是过去改革以前的社会事业,即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建设的社会是中社会的概念,它比小社会要大一些,相对于政治的、经济而言的社会。民生为主的社会,大体说的是社会管理、社会保障,也就是住房、养老、分配、就业、计生、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建设是有限定的。社会建设有五个方面的建设,社会建设有其本身的特征:第一是全面性,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第二是强调整体利益;第三是强调平衡的发展;第四强调建设的公共性,强调社会时它的公共性最突出;最后是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是人构成的,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8]

  邓伟志指出:“社会建设要建好,一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而不是其他的发展观,我们要把人放在突出的位置;二要辩证处理好同其他几项建设的关系,包括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的关系,以及社会建设与自然界的关系;三要牢牢把握自身的基本内容和要件。社会结构、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社会事业、社会矛盾、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社区都是相关要素。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社会建设是全体社会成员自己的事。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以主人翁的身份、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说一千,道一万,并成一句话是要扩大社会参与。要拓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加大社会参与的力度和深度。”[9]

  尽管以上学者对社会建设有着不同的看法或见解,但他们对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或要素却有着极其相似的观点。这为我们探索社会建设的演进脉络及其特征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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