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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基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批判性分析
2014年01月27日 15:18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2012年5期 作者:韩步江 字号

内容摘要: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以马克思主义谱系定位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颇具争论的问题。围绕它,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了两次论战,形成了“异端说”、“阴谋论”等一系列观点。反思这些观点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身专业理论研究的先在框架,对毛泽东实践活动前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解读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倾向,停留于抽象概念体系“中介”毛泽东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概念话语,满足于经验现象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观点(不是基本观点)的简单比较,看不到毛泽东实践活动背后深刻的认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某种程度上讲,国外毛泽东研究并没有真正回答毛泽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国外学者;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国外毛泽东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以马克思主义谱系定位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中颇具争论的问题。围绕它,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进行了两次论战,形成了“异端说”、“阴谋论”等一系列观点。反思这些观点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某种程度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身专业理论研究的先在框架,对毛泽东实践活动前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解读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教条化倾向,停留于抽象概念体系“中介”毛泽东实践活动所形成的概念话语,满足于经验现象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个别观点(不是基本观点)的简单比较,看不到毛泽东实践活动背后深刻的认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某种程度上讲,国外毛泽东研究并没有真正回答毛泽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关 键 词:国外学者;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形态;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韩步江(1981-),男,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通俗地讲,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东方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实践形态(毛泽东思想)。围绕这种形态,国内外学者进行着长年累月的研究,力图清晰地勾画出毛泽东的思想肖像,但因为研究者的历史条件、知识储备、材料掌握、理论背景等等因素的不同,国外毛泽东研究与我们国内毛泽东研究往往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多年来国内毛泽东研究一直将毛泽东“思想来源”问题放在一个很不重要的位置上,公式化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国外毛泽东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则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回答毛泽东思想来源问题上,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专题研究,出现了较大争论。围绕着“毛主义”是否存在和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外学者进行了二次论战,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立场为深化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它也开启了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问题域”,使后续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进行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具体。因此,考察和反思国外学者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对深化国内毛泽东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的概况

  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威特福格尔、本杰明·施瓦茨、阿瑟·柯亨、理查德·佩弗、安德鲁·沃尔特、斯图尔特·施拉姆、莫里斯·迈斯纳、金思恺、约翰·布莱思·斯塔尔、尼克·奈特、布兰特利·沃马克、魏斐德等。似乎国外毛泽东研究者都无法回避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对毛泽东思想来源进行理论考察时,国外学者往往都会将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然后得出自己的研究观点,因此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的研究特色和局限。概括来讲,国外学者在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异端说”[1]3。认为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种“异端”,与马克思所设计的以城市为中心,以城市工人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战略完全不同,毛泽东重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强调工农武装割据,发展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这种革命理论和策略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即使在建党问题上与列宁有联系,也不能否定“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代表人物有施瓦茨、施拉姆、斯塔尔等。斯塔尔认为,尽管毛泽东自以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往往“强调的是他的理论结论与马克思的不连续性,而不是两者的一致性。”[1]224

  2.“阴谋论”[1]3。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论和策略实际上是苏共牌号的马克思主义的翻版,毛泽东思想是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阴谋论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什么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毛主义”的独创说是一种“传说”和“神话”。主要代表人物有卡尔·威特福格尔等。为了否定施瓦茨等人的“独创说”或异端说,卡尔·威特福格尔作了两方面的详细论述:一方面他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东方殖民地民族解放问题的思想和观点,以说明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战略的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论》没有新内容;另一方面他有选择地引述共产国际的一些会议资料和斯大林的讲话等,以说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1926—1930年这个阶段,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策略意见都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独创”。这种论证逻辑表面上看很有说服力,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假设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独创”,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完全是苏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移植,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切以苏共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殖民地民族国家的革命都应该取得成功,但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导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进行了坚决斗争。

  3.“马克思主义发展论”。认为毛泽东思想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就要求将它看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展开的、为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革命发展战略。”[1]104毛泽东的思想是把马克思的认识论、分析方法、基本概念(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和意识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应用于中国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左派”学者佩弗、沃尔特,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等。奈特认为,“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2]32

  4.“两源”论,又称“有缝隙的马克思主义”或“模糊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既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又同18世纪、19世纪西方思想(无政府主义、真正社会主义等)及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仅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能完全地阐释毛泽东的整个思想的,毛泽东的思想是包含着多元思想资源的理论体系,需要在历史宏观思想背景下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主要代表人物有沃马克、金思恺、魏斐德等。沃马克认为,“无论过分强调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还是中国本身的因素都是错误的,毛的理论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的实践环境当然是中国环境,因此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并列为毛主义的两个不同来源。”[2]3金思恺在论述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认为,毛泽东思想在内容上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作了批判地继承,在形式上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主要指传统语言、三民主义、农民斗争、爱国主义)。魏斐德认为,理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需要通过多元哲学视角透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全部哲学是处理历史与意志矛盾的辩证法,毛泽东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不仅受到马克思主义,而且受到大量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他利用“中国式的裁剪方式”将这些思想组合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

  5.“中介马克思主义论”。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去教条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中介”工具,是解释毛泽东思想民粹主义倾向和乌托邦主义色彩的中介环节。主要代表人物有迈斯纳等。迈斯纳认为,毛泽东的社会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而是乌托邦主义,“毛主义”中的民粹主义成分则是马克思主义中介工具和社会变革结合的产物,是实现未来平等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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