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说斗争是马克思的生命要素，在马克思斗争的敌人中，除了资本主义，还有许多反资本主义的盟友，其中便包括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相遇是马克思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至少经历三次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第一次是 1845—1846 年间遭遇施蒂纳，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批判完成向马克思主义的进化; 第二次是 1847 年与蒲鲁东决裂，《哲学的贫困》成为成熟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公开运用; 第三次则是从 1844 年至 1875 间与巴枯宁之间长达 30 年的合作与斗争。与前两个对手最多只在学术史上留下影响不同，巴枯宁和马克思一样，不仅是思想家，也是行动派，其著作不仅在学者中，也在普罗大众范围内流传，不仅在学术史，也在政治史上，留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主义。他们在第一国际内从现实到理论的交锋既改变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为 20 世纪革命理论的诸多问题埋下伏笔。

　　然而，在马克思学说被无数人事无巨细地研究过的情况下，他与巴枯宁之间的“巨人之战”竟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有两个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其一，学术界对此问题不闻不问，巴枯宁几乎成了被遗忘的“死狗”; 其二，由于巴枯宁被误解和贬抑为荒谬绝伦的“唯心主义者”与为十恶不赦的“阴谋家”，马克思为战胜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场胜利的意义被严重忽视了。

　　一、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交往与决裂

　　马克思与巴枯宁是老相识，他们的交往贯穿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马克思与巴枯宁总共见过三次面，恰都出现在他们人生的重要关头。1844 年流寓巴黎的马克思和巴枯宁第一次相见，彼时他们都是卢格的朋友，也都是《德法年鉴》的作者，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巴枯宁则在蒲鲁东的引导下从黑格尔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巴枯宁对马克思充满尊敬，因为他“当时对国民经济学一无所知，还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抽象”，而马克思“已经是个无神论者，有学问的唯物主义者和有思想的社会主义者”。但即使如此，两人也“从未有过亲密关系”，正如巴枯宁所说: “我们的气质是互不相容的，他称我是多情善感的唯心主义者，他是正确的; 我称他是背信弃义、阴险的和爱好虚荣的人，我也是正确的。”

　　第二次见面是在 1848 年初的布鲁塞尔，两人前后脚都被巴黎政府驱赶来到布鲁塞尔。此时马克思正在写作《共产党宣言》，而巴枯宁则对已经燃点起的革命之火跃跃欲试。巴枯宁对马克思的反感加剧: “他们(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自高自大、居心叵测、无端争吵，理论上不容异说，实践上畏缩不前。……‘资产阶级’这个形容词被他们重复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虽然他们自己彻头彻尾、根深蒂固地是‘资产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