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它“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然而，列宁也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成果”追溯到其直接的“三大思想来源”，并没能对上述结论加以论证。深度挖掘了古希腊与欧洲、希腊哲学与欧洲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结合历史资料，证明马克思主义就像浩瀚的大海，它的源头就像是长江和黄河。无论是罗马、希腊和欧洲的近代，其文化汇聚的来源事实上都十分深远、深厚、深刻和复杂。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在间接吮吸希腊文化的乳汁时，也吸收了东方古老民族的哲学智慧，而这些，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土壤。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欧洲；希腊；中国

　　作者简介：张允熠，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院与上海师范大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列宁曾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①“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②列宁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对他提出的三大直接理论来源的注脚和补充，源头从19世纪的“三大来源”一直上溯至两千多年前，意指希腊时代。在列宁之前，普列汉诺夫就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由德谟克利特奠定了。”③遥远的古希腊如梦如幻，德谟克利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这又何以可能呢？答案是需要寻觅的。

　　一、远征东方的发现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写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马克思是如何遥契希腊的呢？谈到古希腊，我们必须拨开欧洲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层层迷雾，走出已有知识结构的局限，真实地看到作为人类主流文化成果的希腊哲学本来并不是近代欧洲文明的正宗源头。

　　关于欧洲文明发展史，一般分成四个阶段：希腊时期、罗马时期、中世纪和欧洲近代(延伸到现代)。跟中国历史不一样，欧洲历史的这几个阶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原因在于这几个阶段在文化上完全由不同的民族所开创，而且是以极端的军事占领手段达到阶段性的转换，往往表现为后者对前者在文化性质上的断裂性变更。例如，罗马的建立标志着希腊文化的湮埋，而日耳曼人的崛起，又是建立在蛮族对罗马文明摧毁的基础之上。④所谓“中世纪”、“近代”，其实只是日耳曼人的“中世纪”和日耳曼人的“近代”，而不是希腊人与罗马人的“中世纪”和“近代”。区别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以基督教为象征性符号的日耳曼人文明，是欧洲的继发性文明，也是欧洲近代文明竖立其上的直接基石。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欧洲历史，实际上仅指日耳曼人的欧洲、日耳曼人的历史，即基督教文明的历史，其中当然不包括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古代罗马，尤其不包括古希腊。

　　希腊文化被重新发现并与欧洲人建立精神上的联系，乃是“十字军”东征之后的事。

　　公元9世纪，欧洲日耳曼人建立的西法兰克王国的加洛林王朝(查理曼帝国)解体，随后，由罗马教皇加冕的“罗马人的皇帝”的桂冠开始转移到东法兰克王国头上，欧洲从此进入了所谓前“神圣罗马帝国”的时期。事实上，在这个帝国的境内，有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各自为政的独立的诸侯王国即封建领主，直至这个帝国到19世纪消亡，它都不曾真正统一过，“罗马皇帝”实际上只是个虚衔而已。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为蛮族的日耳曼各部落横扫欧洲大陆以后，由于文化上的劣势使日耳曼人在精神上只能皈依罗马，当其时，古代希腊的文明在他们的头脑里是一片空白。然而，日耳曼人从罗马人那里也仅仅继承了一个基督教(包括拉丁文字版本的《圣经》)罢了，由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所授予的“罗马人的皇帝”的头衔成为他们传承罗马衣钵的唯一合法身份，实际上，这个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亦非帝国”。⑤

　　公元11世纪，西欧基督教徒朝拜的圣城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徒手里，欧洲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夺回圣城为名义，在罗马教皇的授权下，开始了长达200年(1096—1291)共计八次的东征，由于东征的军队每人都要佩带十字架，所以又称为“十字军东征”。如今的西欧，对“十字军”远征的评价不一，然而，其野蛮、血腥、杀戮、毁灭，以及造成东西方民族和宗教的千年对立，这应该是公认的。不过，“十字军”东征所引发的、原初料想不到的副产品的文化意义，却远远大于它的军事和宗教战争的意义，它超出了“十字军”东征本来对小亚细亚、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掠夺和占领的目的，推动了西欧文明的发展和近代西方文化形态的形成，其影响十分深远。正如法国学者高戈斯·泰特(Georges Tate)在他的著作的扉页上所写的那样：“很久很久以前，欧洲和亚洲、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占人类的一半，互不往来，直到十字军东征，这两个世界才开始打量对方，用凶狠的目光。”那时，“在东边的是伊斯兰教和拜占庭的国家，有古老灿烂的文明。西方是基督教的版图，屡遭入侵，经济衰落，刚刚脱离野蛮状态”。⑥事实的确如此，当时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诸王国还没有真正开化，缺少面向平民的学校，文化只见于修道院，甚至连封建领主们都普遍不识字，如著名的“罗马皇帝”查理曼大帝就是连自己名字都不会签署的一个文盲。而今，我们到欧洲旅游，看到一些宏大的砖石建筑，以为这是欧洲人的传统。其实，那时日耳曼人普遍住在小木屋里，连城堡也是木制的。他们没有货币流通，没有超过一万人以上的城市，农民既贫困又受封建领主奴役，“野蛮粗暴是此时社会的特征”。⑦然而，正是由于十字军远征，打开了他们的眼界，开化了他们的头脑，把欧洲推向了文明的路口。

　　当时的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两河流域，有着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到希腊、罗马时代以来积淀的数千年文明，经济繁荣，文化先进，人口多达数十万的大城市(如君士坦丁堡9世纪时就有50万居民)也不罕见，由于综合了东方和罗马的各种建筑风格，城墙巍峨雄伟，王宫、教堂和寺庙富丽堂皇，图书馆、高等学校分布其间。商业发达，与印度和中国的国际贸易形成了若干商旅中心，君士坦丁堡是丝绸之路的西部端点，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中心。这一切，使十字军的战士大开眼界，他们在东罗马的土地上不仅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城市，也看到了在西欧从来没有见过的乡村，还有那炫人眼目的艺术品和闻所未闻保留完好的希腊、罗马时代的图书作品。尤其是第一次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对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各族人民进行烧杀掠夺之后，他们把这些文化瑰宝带回了欧洲。除此之外，他们还带回了伊斯兰世界先进的数学、医学、建筑术、航海术以及来自于中国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原创于印度的“阿拉伯数字”。十字军东征为文艺复兴——希腊哲学的复兴揭开了序幕。

　　那些原来保存在东罗马帝国各图书馆中用阿拉伯文、希腊文书写的希腊哲学典籍，不仅给欧洲带来了大量的文化资源，还带来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变革，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自然科学的狂飙突进直至欧洲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代。由于全盘接受了基督教文化和蛮族入侵，希腊典籍早在公元467年西罗马灭亡之前便在西欧的土地上开始湮埋绝灭，阿拉伯人不仅保留了这些典籍，而且对其加以注疏诠释，他们作为注疏家，为近代欧洲文明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罗素所说，唯有阿拉伯人而不是基督教徒，“才是只有在东罗马帝国保存下来的那些希腊传统的直接继承人”。⑧恩格斯也指出过：“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一种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⑨恩格斯在这里把希腊哲学的重新发现与18世纪的唯物主义联系起来，从而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追溯到12—15世纪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理性主义思潮的复兴，这种复兴还伴随着对东方文化的大发现，⑩从而汇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远的活水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