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一重要论断，标志着我们党对“第二个结合”的认识上升到新高度，体现了我们党对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政治自觉、文化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对于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第二个结合”具有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造新空间的伟大理想

　　对理想社会的憧憬，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追求的社会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中国古代勾勒了人类社会美好图景，把“大同社会”作为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马克思主义是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构建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理想社会形态。“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理想社会或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指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尽管二者在术语表达上有所不同，但在内涵所指上都指向人类最崇高社会理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正是“第二个结合”的这一彼此契合性，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互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相互融通，并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有效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源于欧洲，但理论视野在全世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于中国，但文明视野在全人类。

　　因此，“第二个结合”的结果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新文化形态，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理想主张，又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指称的社会理想，特别是经由“结合”后的“伟大理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融通中国与世界，标注了中华文明永续传承和人类文明繁荣发展的至高点。今天，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不断向着人类美好社会理想迈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个结合”蕴含着人类社会的伟大理想，因而打开了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空间。

“第二个结合”具有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造新空间的丰富资源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仅仅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提供了丰厚滋养。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

　　中华文明蕴含着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资源。中华文明坚持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把苍生黎民的理念作为政权稳固、国家稳定的重要保障。这种理念，在当代中国已转化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文化资源，给中国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文化土壤。中华文明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强调德才兼备、注重道德修养、让人和事相得益彰。这种原则在现代条件下已转化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人才选用制度。中华文明坚持包容稳健的理政方式，把中道、仁政、德治、用贤等作为和谐太平的执政方式和严肃运用权力的执政智慧。这种文化滋养，已经转化为一条成功的国家治理之路。中华文明坚持守正创新的改革意识，强高国家制度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既坚守正道，又不断变革，才能生生不息。中国历史上不断进行改革变法，在当代中国已经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制度。中华文明坚持经世致用的评价导向，主张修身入世，在社会发展中建功立业。这一主张，在今天已经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中央的嘱托实干兴邦的伟大行动。因此，中华文明蕴含的丰富资源，已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文化启迪，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提供了丰厚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思想，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比如，我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就体现了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接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内生性制度变迁的逻辑。再如，我国实行的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再比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继承和借鉴了数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多元一体传统。秦朝统一后，中央政府就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既是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深厚历史底蕴。“第二个结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丰富资源。

“第二个结合”具有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造新空间的超凡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这“五个突出特性”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其背后隐喻着巨大的力量。马克思曾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逻辑理路，对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不能仅仅当作感性的直观来理解，而必须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来理解。那么，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就转化成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能力”。“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世界的，让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能力”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独特优势，进而成为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独特能力。

　　中华文明蕴含着独特能力。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人类文明，因而具有连续发展能力。中华民族拥有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因而具有守正创新能力。中华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各民族同胞拥有无比坚定的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因而具有坚强统一能力。中华民族始终秉持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形成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积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因而具有开放包容能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因而具有维护和平能力。中华文明因其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而具有持续发展、守正创新、坚强统一、开放包容、维护和平的独特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独特能力，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转化为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超凡力量。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时，鲜明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既让我们深刻感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永恒力量，又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必须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世界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因此，“第二个结合”既让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动，又让我们掌握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主动，从而让“第二个结合”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为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提供超凡力量。

“第二个结合”具有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造新空间的成功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体系，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多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都归功于我们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有一整套相对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正在向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土壤，积极吸收借鉴其他一切制度文明成果，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主要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全国一盘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坚持“一国两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这些显著的制度优势，既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最基本依据，更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有力保证。

　　“第二个结合”有力作用于道路、理论、制度，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彰显，探索了未来社会理论和制度的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延续中国传统国家制度的“母版”，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国家制度的“翻版”，而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深得人民拥护的“新版”。“第二个结合”为我们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稳、走得更远，提供了伟大资源。“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蕴含着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成功实践。

　　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才能赢得未来的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让“第二个结合”为探索未来理论和制度创新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作者系沈阳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