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仅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生动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内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代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表达和顶层设计，从本体论、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完整超越了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治理策略，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遵循和实践指引。

　　就本体论而言，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核心的生态本体论奠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方法论。“生命共同体”概念通过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整体性关系的细致刻画，描绘了一幅万物互联且辩证发展的盎然图景，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融合，其在确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树立系统性的生态思维乃至破除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等方面彰显了重要意义。

　　较之而言，西方绿色思潮奉行挪威深层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的“内在价值论”，认为包括人类和非人类在内的任何地球存在物都有其内在价值，并且这种价值不是他者赋予的，而是生命体本身所固有的。该理论虽然赋予西方绿色思潮以“本体论承诺”，但却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判断标准上的反人类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即价值概念本就是针对主体而言的，脱离主体需求的自然价值讨论无异于物神论的翻版，而否定了人与自然有机互动的本体论叙事，必然陷入反生产主义、反科学技术和反经济增长的后现代主义窠臼；二是无法摆脱生态危机的理论和实践结局，作为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再生产的环境保护理论，西方绿色思潮关注的“价值”是从属于资本增殖机制的“交换价值”，而非关乎“劳动解放”和“实践自由”的“使用价值”，这就在抹杀生物圈普遍存在的内在联系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降格为“需要—满足”的效用关系，从而滋生了人类与自然之间能量交换关系中断的“物质变换裂缝”现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明确反对将自然看作是纯粹的资源场域，强调从蕴含人类学和历史学双重逻辑的“生命共同体”概念入手，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沙”之间蕴含的对象性关系，并据此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践论基础。显然，将“自然—人—社会”视为有机统一体的本体论策略，不仅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自然史和人类史彼此相互制约”哲学世界观的完整继承，也构成对马克思“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创新性发展。

　　就价值观而言，任何文明形态都会派生相应的价值观念，生态文明也不例外。如果说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应的分别是“依附和崇拜自然”、“利用和敬畏自然”、“征服和支配自然”的价值观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承的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一方面从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性视角，揭示了西方绿色思潮持有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为保障全球生态正义以及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提供了理论支持；另一方面通过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和”的价值理念，扬弃了西方绿色思潮纠结于“环境修复”和“利润诉求”的两难困境，为生态财富转向社会财富提供了价值观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为后发国家避免重蹈“边发展、边污染”的西方覆辙提供了别样的选择。反观西方绿色思潮，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支配，难以摆脱“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两极游移，前者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核心的生态中心主义重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实则却是以“自然”取代“人”作为价值裁判的“生态法西斯主义”；后者则试图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开脱，强调人类中心主义关注人类长远利益而非眼前利益，其不仅不构成对自然环境的威胁，更会出于可持续性发展之目的规约主体实践行为，从而确保生态系统和谐稳定。但正如我们无法离开自然观（生产条件）讨论历史叙事那样，缺乏历史感的自然观同样会堕入抽象的文化决定论陷阱，二者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必须从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观出发，一方面揭示西方绿色思潮的价值观争辩不过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理论分歧，其目的均是捍卫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保障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即把人民群众同时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和目的，从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和生态为民的环境民生论立场，评判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得失。实际上，生态问题不独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其背后是多元主体在生态资源的占有和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只有通过“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修复优先”的“生态优先”原则，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美好生活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就方法论而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治理创新方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继承并发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概言之，包括：以历史性思维设定目标，明确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新征程；以系统性思维凝练经验，主张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看作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和生命共同体，要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辩证法思维引领全局，强调要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生态自然观和生态历史观的关系，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具体的行动指南。

　　较之而言，西方绿色思潮试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认为环境保护不外乎德治主义支配下的价值观转换、技术理性统摄下的可持续发展，或是浪漫主义包裹下的田园情怀，不仅无法实现生态财富、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合理转换，也难以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脚于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和生活福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历史性、系统性和辩证性的方法论特质，以“建设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的生态愿景，扬弃了西方绿色思潮基于资本驱动的治理策略，强调落实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和共享共治的发展格局，注重发挥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体系、市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和资源全面节约的循环利用体系，对于深入开展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以及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高质量发展议题具有关键意义，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塑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都市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研究”（22CKS01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列斐伏尔的空间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效应研究”（20YJC720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