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列宁与卢森堡都赞同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二者在谁能够主导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列宁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处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只具有革命自发性的群众应被统一于这一领导之下；卢森堡主张，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体，是首创精神的发源地，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仅限于正确地估价、评判和引导革命的发生。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分歧，表面上体现为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个别领导人、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实质上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策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否能够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甚至是理论的原则。

　　关 键 词：列宁；卢森堡；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组织形式；策略；原则

　　作者简介：李志(1977- )，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3)09-0054-08

　　在考虑社会主义将以何种方式最终实现的问题上，列宁和卢森堡都赞同革命的而非改良的方式，以此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划清了界限。进一步而言，列宁和卢森堡都认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作为主体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都承认必要的暴力、专政和统一意志。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列宁和卢森堡对于革命主体的理解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可描述为他们关于革命主体的层级性的不同看法上：列宁主张，社会主义革命要时刻处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和普通群众要严格地遵守纪律和统一在党的意志之下；卢森堡主张，工人群众或无产阶级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主体，是真正的动力之源和首创精神的发源地，与之相比，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则是正确地估价、评判、引导革命的发生。不论群众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之外的广大被剥削者即党外群众，还是指无产阶级政党之中的党员群众，列宁与卢森堡之间的分歧都是显而易见的——前者仅仅将群众看作是革命中的被领导者和被引导者，后者则更强调群众作为主体对于革命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对于本文而言，仅仅指出这一分歧是不够的，因为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列宁与卢森堡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是相左的?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如何产生的?

　　一、工人群众是否构成革命主体的核心力量?

　　就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层级性这一问题而言，列宁与卢森堡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如何理解群众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群众能否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体?

　　(一)列宁：自发性与群众运动的缺陷

　　列宁在《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多个文献中均提到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广大群众的自发的斗争是不可能带来社会主义革命之成功的，除非这种自发的斗争得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指导，转变为自觉的斗争；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引导与被引导、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比如，他在谈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提出：

　　党的活动应该是帮助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党的任务不是凭空捏造一些帮助工人的时髦手段，而是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阐明这个运动，并在工人自己已经开始进行的这个斗争中帮助他们。①

　　在上面这段话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一个关键词——“帮助”。工人虽然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受害者，工人虽然早已开展了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在俄国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才能从一般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即通过建立国家政权来谋求政治自由。

　　对此，他给出的直接理由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就应当成为整个阶级的领导者：

　　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②

　　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列宁虽然承认工人群众的革命力量，却对这一力量充满了质疑和不信任。他在《怎么办?》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恰恰是按照《信条》这一纲领进行的，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③

　　如上所述，列宁质疑群众运动之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其理由是：工人由于不具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不懂得资本主义对于他们本身的剥削与奴役，所以不可能自觉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至多只能形成自发的、工联主义的运动。换言之，自觉的革命感与强烈的组织性是不可能从工人运动中孕育出来的。

　　针对列宁的这番论述，我们有如下疑问：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如果没有从零星的到规模巨大的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那么，脱胎于资产阶级内部的那些进步知识分子有可能创造出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吗?对于俄国而言，如果将自发的工人运动完全掌控在社会民主党的几位领导者(按照列宁的理论，他们极有可能也是脱胎于资产阶级的)的手中，那么，工人运动的推进所孕育的各种新鲜因素还有可能出现吗?列宁及其追随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渴望，就能够完全抹杀群众运动的失败和教训的意义吗?正如卢森堡已经指出的：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④

　　(二)卢森堡：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导者

　　针对列宁的观点，卢森堡多次提出过反对意见。比如，她在《斯巴达克联盟想要什么》(1918)一文中指出：

　　无产阶级群众所负有的使命不仅是根据明确的认识为革命确定目标和方向。它必须也由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动性一步一步地实现社会主义。⑤

　　卢森堡对于群众的评价无疑是非常高的，她针锋相对地以“能动性”取代“自发性”来评价这场运动的性质，认为群众无须从政党那里获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理解，他们本身就非常清楚革命的目标和方向，而且强调群众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来实现社会主义。

　　除此之外，卢森堡甚至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同样来自于大多数群众，而不是来自于作为少数的政党，更不是来自于政党的那几个屈指可数的领导者。

　　社会的社会主义化只有通过工人群众坚韧的、不倦的斗争才能在全部广阔的规模上实现，在劳动和资本、人民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相互逼视的一切地方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⑥

　　那么，为什么卢森堡如此强调群众的力量呢?实际上，她在《论俄国革命》(1918)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的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⑦

　　卢森堡在这里充分运用了历史辩证法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是在不断地犯错和纠错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产物。而马克思早已指出过，历史的主体是那些每日劳作的“现实的个人们”，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们只是历史主体的一个极小的部分。既然历史是由广大的群众缔造的，那么，任何无产阶级政党关于一劳永逸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允诺就是虚假的，任何由自发性这一缺陷所引起的对于群众和群众力量的质疑，也就是缺乏根据的。

　　其次，卢森堡关于公共生活是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泉源的论断，与列宁关于自发性和群众力量的质疑，形成鲜明的对立。本文认为，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关于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理解是不同的。

　　对列宁来说，工人群众只是经济斗争(最典型的就是罢工)的主体，无产阶级政党才是政治斗争的主体，他们才有能力将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并将政治斗争转变为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的专政。也就是说，列宁严格区分了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使之分别对应于工人群众(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并赋予政治生活及其主体更高的地位和历史意义。问题是，这样一种区分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起因(剥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原因，忽视了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这一事实。既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那么，这一主体至少具有使其成为主体的主体性，而主体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获得理解，都与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性相关。在这一意义上，即使这一阶段的无产阶级运动仍具有自发性的特征，也不能因此否定无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和阶级本性。更进一步而言，即使我们认同列宁的观点，认为政治生活高于经济生活，也无法得出无产阶级政党具有相对于无产阶级的优先性的结论。最直接的一个理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换言之，广大的群众而非作为少数派的政党是这一国家的基石。

　　尽管卢森堡也很重视政治生活，但她并不主张将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截然分开，相反，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是一场纯粹的政治斗争：

　　资产阶级社会区别于以前的阶级社会即古代和中世纪社会的特征是什么呢?这正在于，现在的统治不是以“既得权利”为依据，而是以实际经济关系为依据，雇佣劳动制度不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关系。⑧

　　既然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体现在雇佣劳动制度上，那么，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废除这一制度并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这一意义上，经济斗争的目标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当然，卢森堡也认可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使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⑨于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由政治斗争而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只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种外壳，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块跳板。由上可得出的一个推论就是，作为经济斗争和经济生活之主体的无产阶级，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即使政治生活似乎主要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加以引导的，也是如此。

　　此外，由于卢森堡是以共产主义为参照系来确定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所以，她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在经济层面最大限度地消除私有化因素和提高社会化程度，另一方面则要求在政治层面尽可能地扩大公共生活的范围和反对一切危害公共生活的特权，即使由无产阶级政党演变而来的特权也是不被认可的。实际上，即使是列宁也反复强调群众参与和监督政治生活的必要性，因为惟其如此，国家政权机构才不至于落入极少数人的手中、从而变成一种特权，同时，国家才可能慢慢地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并退出历史的舞台。然而，遗憾的是，卢森堡认为：列宁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些观点，比如他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土地改革(由农民占有土地)以及对于普选权、立宪会议、言论和集会自由等的蔑视，都反映了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严谨的革命理论而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政策”⑩。

　　总之，列宁与卢森堡关于群众的态度是极其不同的，这种差异性也延续到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群众与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形式的理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