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魏小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从制度与规范、自由与平等、历史性与普遍性这三个角度分析和比较马克思的批判思路与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思潮不同代表人物的批判思路，可以发现二者在历史境遇和思想方法上的区别和联系。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在与自由主义论争中所关注的理论焦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马克思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尽管时代的变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赋予这些问题以更多的内涵，但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对于我们今天的思考与研究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当代西方左翼社会思潮#自由主义#道德规范#财产与资产#历史性维度#普遍性维度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研究项目“当代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动态研究与批判”(2014YCXZD001)，项目负责人：魏小萍。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6-0005-07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剧变，使得西方世界的左翼阵营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逐渐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道德领域、意识形态反思领域。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话语体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从制度与规范、自由与平等、历史性与普遍性这三个角度入手，一方面以现实社会中的思想交锋为背景，分析当代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另一方面以文本视域、尤其是MEGA2版本视域中的马克思为参照，分析马克思与我们时代的相关性。

　　一、制度与规范：不同的批判指向

　　19世纪早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从意识形态开始，揭示其虚假性，并且由意识形态转向现实的社会关系，直指其基本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马克思那里，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水准的改变仰赖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改变，而后者的改变又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唯物史观。

　　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哈贝马斯并不满意于马克思的批判思路。在他看来，马克思对经济关系的理解关注的是目的理性，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劳动的驱动力形成于以目的成功为方向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行为，表现为主体作用于客体，从而改变自身。哈贝马斯因此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一种主客体关系和指向成功的行为，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因此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设想。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是否可以如此截然进行区分并加以界定，我们暂且不论，至少我们看到，他的这一重构被认为使其自身陷入了二元论的窘境：“劳动问题为一元，而交往问题为另一元。”[1]

　　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交往理性，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西方世界的历史境遇有关。从西方世界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宏观调控杠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市场的消极作用，政治因素似乎扮演着比经济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在苏东，官僚体制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在财富的积累程序中，其驱动力似乎并不亚于资本的力量，扮演着与资本同样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种现象并不仅仅为哈贝马斯所关注，在法国结构、解构或者后结构系列的左翼学者那里，同样在不同地区后现代派的激进左翼学者那里，人们也从不同意义上强调了问题的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