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者简介:刘习根,肇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哲学博士,广东肇庆526061内容提要: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哈贝马斯论证自己的整体主义的一个重点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病的根源就在于颠倒了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关系,让更加本原的生活世界听命于由它派生出来的各个系统。哈贝马斯吸取了精神分析方法、语言哲学、社会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思想资源,试图重建一种交往理性的社会总体,从而纠正被歪曲的生活世界。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实践;哲学;生活;马克思主义;重建;统一;理解;相互作用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习根,肇庆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肇庆 526061
内容提要: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但不满其乌托邦色彩。他认为交往理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有效工具,是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他广泛吸取了精神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社会学等思想资源来构筑自己的交往理性总体,试图将总体建构成一个经验的概念。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总体理论最终依然无法企及人类自由的终极价值,它只是一个调整理论。
关 键 词:交往理性/总体/哈贝马斯/实践
哈贝马斯不满早期批判理论那种悲观的乌托邦色彩。在他看来,理论批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危机的根源,而是通过批判来重新捕获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由此来寻求一个美好社会理想。因此,批判理论的落脚点应该是其肯定的维度。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理性来建构这个美好的社会总体,但其重建也最终陷入困境。
一、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体图式的渊源
哈贝马斯深受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影响。他一方面把黑格尔主义的总体观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总体观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那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进行积极地改造,试图由此消除其乌托邦特色,突出其现实主义色彩。
在他看来,理论不仅能够,而且应该与实践达成统一。理性则是达成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但他所理解的理性不是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而是一种交往的理性,是一种前理论的世界观之理性。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病的根源不在于理性本身,而是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殖民化。因此,化解现代社会危机的有效办法就是要把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区分开来,使工具理性回归自己的效用范围。工具理性只要不超越自己的适用范围,其积极意义依然存在。哈贝马斯始终没有失去关于理性的解放作用的信念,他甚至把理性看作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正如马丁·杰所指出:“哈贝马斯所谓对理性的‘偏爱’,是他整个计划的核心特征,并因此处于他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整体论的核心地位。”[1](P468)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主义的理性总体观起源于维科的真理-事实原则。“维科寄希望于人的[依托]是,在人类创造了历史之后,能够认识历史,人应该能够想到历史是他的产物。人应该把自己的精神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并且把历史理解为自己的产物。”[2](P290)就是说,维柯对历史理性的理解,使得历史作为一个总体成为研究对象成为可能,由此开启历史哲学之路。
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对康德二元论的辩证和解是马克思主义总体观一个的必要准备,因为他将维科与康德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然,哈贝马斯赞成黑格尔关于历史总体是元主体对象化结果的观念。但这种历史的元主体却是非常成问题的。例如,约瑟夫·内维尔(Josef Revai)曾诘难,如果无产阶级是历史的元主体,是历史主客的同一体,是唯一普遍的阶级,那么怎么解释前无产阶级历史的创造者呢?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历史哲学只有在黑格尔从人类既是历史的主体,又不是历史的主体这一矛盾中发现人类正在摆脱历史哲学的种种表象,并且正在创造自身的前进力量,并在这种矛盾中看到了自身运动着的历史的辩证法之后,才能够做到这一点。”[2](P294)也就是说,只有黑格尔辩证的总体观才能化解历史元主体的内在矛盾。但哈贝马斯同时认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实质上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因为他把历史仅仅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史,是用一种绝对意识来概括历史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随着历史的辩证法转变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哲学才丢掉了历史作为总体性赖以进行哲学的自我反思的绝对观点”[2](P294-295)。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总体观,哈贝马斯引入了胡塞尔和舒茨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率先在《论欧洲科学危机》中引入了“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能够被主体体验的多元世界,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其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遗忘了科学的根基。舒茨则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哈贝马斯将他们的观点结合起来,把“生活世界”理解为其理论背景。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语言性的,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确立、维持和修复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生活世界”与交往理性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着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言说情境就是各个主题涉及到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对于理解过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构成了一个语境,又提供了资源。生活世界构成了一个视域,同时预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价值共同体的团结以及社会化个体的能力,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背景假设一样,都属于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3](P349)“生活世界”作为资源,它依靠交往行为而进行符号的再生产,以确保新出现的语境与现有世界状态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但哈贝马斯同时指出,解释学预期的总体必须在理论和对象辩证的相互作用中证明自己,它们之间的相对一致性,只能通过实践来证明。可见,哈贝马斯仍然没有超越黑格尔主义表现的总体图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