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提出了一种理解劳动观的生产范式，他通过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揭示出劳动概念包含着规范内涵。哈贝马斯采用了一种交往范式，通过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以相互作用取代劳动来解释规范内涵；霍耐特在承认理论中指出劳动包含着规范内涵，但必须依靠主体间为争取承认而斗争。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承认范式的演变表明哈贝马斯、霍耐特对马克思劳动观作出了新的诠释，反映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理性反思，但他们对马克思劳动观规范性内涵的片面诠释，值得我们去反思。

　　关 键 词：马克思；哈贝马斯；霍耐特；劳动观

　　作者简介：刘光斌(1978-　)，男，湖南洞口人，湖南大学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B 08；F 0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758(2014)02-0195-07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类通过劳动改造外在自然界，并进而改变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关系，在对异化劳动和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通过阶级斗争，劳动观能够解释社会规范内涵。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立足于现时代，对马克思的劳动及其规范性内涵作了新的诠释，并试图背弃或超越马克思的劳动观。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把劳动视为工具性地运用，不可能包含劳动解放的规范性内涵，因此，必须以交往行为理论解释社会规范内涵。霍耐特指出早期马克思的劳动观念包含着社会规范内涵，但后期马克思的劳动观放弃了劳动的规范内涵，而哈贝马斯对劳动的工具性诠释无法解释为什么要进行斗争的问题，霍耐特主张劳动观念中必须体现为争取主体间相互承认的道德斗争，但放弃了劳动的物质生产方面的内涵。哈贝马斯、霍耐特重视对马克思劳动观的研究，实现了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新诠释，即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承认范式的转变，正是这一转换最终让我们看清了两人的真实意图，即放弃了马克思劳动观中解放的革命精神。

　　一、马克思：劳动的生产范式与劳动的规范内涵

　　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活动，认为作为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劳动使人有别于动物。他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建，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1]163“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163马克思指出动物只能消极适应自然，而人能够能动地改造自然，人在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在改造人自身，形成了人类社会，正是劳动使人从自然的生存状态进入到社会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能力的外化，人通过劳动而产生的创造物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确证，依靠劳动使人的意识以劳动产品等物质的形式得以表现出来，所以“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163。因此，在谈到劳动的时候，马克思首先认为劳动符合人类的本质，表现为人的意识的对象化，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类通过劳动不仅改变外在的自然客观世界，而且改造内在的主观世界，通过劳动影响自身和人类社会关系；其次才谈异化劳动，只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才出现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是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1]163。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异化劳动现象。黑格尔指出：“个体不再保持它的内在于其自身，而毋宁是让内在完全走出自身以外，使之委身于外物。”[2]黑格尔把人类精神的外化都等同于异化，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马克思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是不一样的，劳动的对象化是劳动过程始终存在的特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类主体通过生产劳动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极肯定过程；而异化劳动，即劳动的实现表现为劳动者失去现实性，劳动产品成为支配和奴役人的异己力量，颠倒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入手分析了劳动对人的影响，揭示出人的异化都是劳动的异化，或者说劳动的异化造成人的异化。他说：“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1]166私有财产被看成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外化劳动的手段，从资本主义的现状出发，马克思揭示出异化劳动的社会经济内涵，依据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四个基本特征：①工人与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②工人与生产劳动过程相异化；③人的类本质的异化；④人与人的关系异化。异化从人与自身的异化、人与他人的异化扩展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最终通过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表现出来，结果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对立，这种异化的关系扭曲了人与人的本质关系。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1]164。马克思在这一时期提出消除异化劳动，需要无产阶级通过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但这种理论预设并不完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理想劳动与现实异化劳动的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与理想的自由人的分析，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色彩。但异化理论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影响到马克思后期的研究，在《资本论》中，他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已经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层面，着重从商品入手展开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指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体现了生产者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商品的出现有两个主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所有者。随着社会复杂化，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最终出现了不同的商品生产者生产不同的商品，因而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一切商品都体现了人类劳动，反映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间接的社会性，这些劳动不是为生产者自己生产产品的劳动，不是完全满足自己需要，而是为社会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通过交换，生产商品的劳动社会性才能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私人劳动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这样私人劳动产品满足了他人需要，而私人劳动的社会化满足了私人的需要。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是由交换本身所产生、所决定的，而是以商品拜物教的形式掩盖了劳动的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人们自己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90

　　货币出现之后，商品之间的物与物交换转变成“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3]93。马克思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商品。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劳动力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通过劳动力的劳动，它不仅创造出自身的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出比他自己的价值更大的剩余价值。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却无法获得自己的劳动产品，资本家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获得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通过出售商品得到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使得无产阶级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无产阶级要获得劳动的解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商品拜物教，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这是劳动规范性内涵的重要表现。

　　在劳动观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考察劳动规范内涵的视角发生了变化，他认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中才能把握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推翻造成人异化的社会条件，才能彻底消灭异化，获得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解释了劳动的规范内涵。

　　二、哈贝马斯：劳动的交往范式与劳动的工具性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足以解释规范性的解放兴趣，他在《认识与兴趣》一书对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的综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批判。他说：“社会劳动系统中的正常的生产过程，是人和自然界的一种综合形式。这种综合形式一方面把自然的客观性同主体的客观活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取消自然界存在的独立性。”[4]28哈贝马斯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劳动的实践价值，是劳动把人从自然界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能力的对象化，体现了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实践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但另一方面，他抨击马克思不应该将劳动应用于分析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的批判不足以把人从社会强制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从反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劳动是使用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体现了工具性的行为，这种解释适用于生产力。“马克思是按照生产模式来理解反思的。因为他悄悄地以这种前提为出发点，所以人们也就得出马克思没有把自然科学的逻辑状况同批判的逻辑状况加以区分的结论。”[4]39哈贝马斯认为生产范式适合于解释人与自然关系，不足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劳动体现了人的工具性行为，由此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必然滑向实证主义，“造成此种现象的内在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把人类自我产生的活动归结为劳动”[4]37。

　　能够解释社会规范性行为的是相互作用，只有相互作用才具备自我反思的能力。相互作用的成分一开始就伴随着劳动，但马克思并没有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基础，除了工具活动聚积其中的生产力外，也容纳了制度的框架——生产关系；他的社会理论没有抹煞实践中的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联系，以及统治和意识形态可以从中得到理解的文化传统。然而，实践的这个方面并没有包含在哲学的坐标系中。”[4]37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过分重视劳动，并用劳动来解释社会关系，而这一领域只适合相互作用，马克思却并不重视相互作用。“而恰恰在这个同衡量工具活动的标准不一致的维度中，跃动着现象学的经验。”[4]37

　　不同于马克思依靠劳动的生产范式，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的交往范式，以言语为媒介的相互作用才适合解释社会规范性的行为。劳动只适合解释人对自然的控制，被哈贝马斯看做具有目的性的工具合理性行为，是人们征服自然的中介，工具性的劳动运用于社会控制过程，不可能带来人的解放。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提到：启蒙要摧毁神话，自身却成了神话，工具理性扩张的结果，是使人越来越失去自由。霍克海默等人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发展的思路，只不过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而他们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科技进步导致人的自我异化，社会的全面统治及工具理性的泛滥。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传统，但不认同霍克海默等人对马克思生产力范式的分析，认为作为生产范式的劳动的工具性运用，只能适用于生产力的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把社会再生产归结为劳动。哈贝马斯“指责马克思从劳动的中介性观点出发，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反思经验中的进步机制’，从而‘把反思龟缩在劳动中’”[5]47，只有相互作用才对人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性反思批判。

　　哈贝马斯对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被运用到交往行为理论中，实现了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转换。马克思解释了两个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生活世界和系统。生活世界可以视为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人一起共享和共有的文化资料的贮存库，它的主要作用是促使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活动场所，为指导社会行为提供了勿用争辩的资源。“我们可以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传统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模式的宝库。”[6]它由文化、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构成。生活世界有一个理性化过程，即把原来单一的生活世界分化为不同的结构范围和社会制度。在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各种资源，从而使文化知识得以传承与更新，表现为文化价值再生产；在协调行为方面，它服务于社会整合与团结的建立，为促成人们之间的团结合作提供规范；在个人对社会的认同方面，它服务于个人同一性的形成，即个人的社会化。

　　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方面看，系统主要指经济和行政子系统，以金钱和权力作为制约、协调人们行为的媒介。伴随着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出现了系统合理化，突出表现为社会各种制度和结构越来越复杂并不断分化、分工越来越细化、制度之间协调越来越富有效率化。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最初社会整合主要靠生活世界，通过交往行为而达到人际间的理解，建立共识，而系统的运作是为了控制外在环境，更好地发挥生活世界的作用。为了减轻个人理性思维作为沟通的负担，系统主要通过金钱和权力作为媒介来调节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不需要通过沟通达成共识，这可以减轻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因此，系统的存在是有利于生活世界的。问题在于以成功为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利用权力和金钱媒介干涉文化、社会和个人领域，这造成通过沟通建立共识难以实现，最终造成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生活世界殖民化反映了社会和人病态的存在方式，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摆脱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状况。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分，不意味着要消除系统，因为系统的存在对于生活世界而言是必要的，主要是要发挥生活世界对系统的规范作用，这需要把某种优先权赋予交往行为，而不是劳动这种工具行为。要保持生活世界的规范约束力就必须产生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批判性地自我反思，解除制度结构的压力，建立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认识的自我反思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交往为目的”[5]48。

　　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后资本主义，不适合用阶级斗争和阶级的社会劳动的综合观点来化解危机。他指出：“马克思试图用分析社会劳动的方法来论证危机，即试图用分析工业化第一阶段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异化了的劳动来论证危机。”[7]可是当代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平息了阶级冲突，“公开的阶级对抗对制度产生了种种危害；而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就是从对这些危害所作的反应中产生的；它平息了阶级冲突”[8]。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能提供一种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令人满意的解释”[9]。在朝向解放的道路上，哈贝马斯不认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主张发挥文化的规范功能，他认为人的解放、自由的获得不必要推翻现有制度，通过生产关系的调节便可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在现代社会，主体间自我理解能力的(微弱)与整个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缺乏)之间明显不对称。随着前提条件的改变，主体哲学自我影响的一般模式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对革命行为的特殊理解都失去了对象。”[10]405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不赞同主体哲学的自我影响的模式，而提倡交互主体间的规范共识，也不赞同马克思对社会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而是加强社会的自我调节和规范整合。“相反，关键是要在生活世界与系统交换过程中建立一个防护体系和传感设备”[10]407，这一防护体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公共领域，在自主的公共领域中生活世界能够采用交往手段进行自我组织，影响系统并“成为更高层次的主体间性”[10]408。哈贝马斯借助于主体的自我反思和主体间的共识完成社会的自我整合，生活世界和系统的二分，不意味着要消除系统。因为系统的存在对于生活世界而言是必要的，要避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关键是要发挥生活世界对系统的规范作用，这需要把某种优先权赋予交往行为，必须产生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批判性地自我反思，解除制度结构的压力，建立以自由讨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确保“认识的自我反思以人的解放和自由交往为目的”[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