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生态资本主义”的初始性内涵是把市场原则扩展应用于各种形式的物质价值尤其是自然资源，进而，它希望、相信和设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克服或至少实质性缓和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因而，生态资本主义既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对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等主要理论流派进入21世纪以来最新进展的回顾性评述表明，“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确带来了当代欧美国家某些政策创制与制度革新意义上的“绿化”，但同时也凸显出如下三个方面难以克服的内源性矛盾：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之间的矛盾；个体环境意识、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规约之间的矛盾；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

　　关 键 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环境全球管治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环境政治研究所所长。

　　在阐述21世纪以来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的进展时，笔者引入了一种“三分”或“三位一体”的方法，即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欧美国家兴起、如今已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广义的“绿色运动”大致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为核心的“深绿”运动、以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替代为核心的“红绿”运动和以经济技术手段革新为核心的“浅绿”运动。①无论是从研究方法论的完整性还是从绿色政治变革的现实可能性的视角来看，对“浅绿”运动的更细致分析都是全面认识当今西方环境政治理论与实践并对较为激进的“深绿”或“红绿”运动作出更科学判断的必要前提。基于此，本文将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浅绿”)政治理论的最新进展做初步梳理与评述，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内学术界关于该议题的更深入讨论。

　　一、生态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向度

　　依据维基百科的界定，“生态资本主义”(eco－capitalism)是绿色运动与绿党政治的诸多战略之一。②其基本理念是，对人类有着可以量度的生态产出或实在好处的自我更新性生态系统应当被视为一种“自然资本”，而由人为制造的其他形式资本(比如基础设施资本和金融资本)只是通过创造、培训和照看来扩展与优化这种“自然资本”才能产生财富。依据这种观点，生态系统服务是一种服务型经济的基础，而干扰自然的生态服务不是在创造而是在破坏价值，因而不应获得国家的鼓励或补贴。但与此同时，它坚持认为，人类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组织经济的最有效形式。以此来承认地球或自然的价值，与其他类型的绿色政治学或经济学不同，它倡导和追求所有生态友好的经营模式和经济政策，比如可持续的农/渔业政策，并寻求基于一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生活/地球价值分析的解决环境难题或保护“环境公共物品”的创造性政策工具。因此，“生态资本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建设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现实政治”战略：既存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支持系统和正在形成的关于生态系统价值共识之间的妥协，并与主张激进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变革的“红绿”和“深绿”政治相对立。

　　与上述较为狭义的描述相比，笔者认为，“生态资本主义”可以更宽泛地概括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共同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以经济技术革新为主要手段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渐进性解决思路与实践。毋庸置疑，作为当代西方国家中的主流环境政治流派，“生态资本主义”在促成绿色的或环境友好的政策和社会变革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种“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承担着创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经济增长”和“绿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机遇的使命。

　　“生态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方面是明确肯定和赋予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组合以“资本”的(尤其是货币的)价值，并力图在商品化的经济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主要通过成本核算和技术革新)来体现与实现这些“生态资本”的价值。其生态环境保护效能的逻辑是：一方面，如果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中正确核算(当然是按照实际的或虚拟的市场价格)生态环境要素的资本价值，那么，传统生产所导致的环境外部性将会实现内部化——既不存在免费的自然生态成本输入，也不允许免费的环境污染物输出；另一方面，如果生产经营者都做到考虑自然生态要素的投入成本和环境污染物的排出成本，那么，市场竞争的机制将会导致生产效率尤其是资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因而最终将是一种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效果。

　　需要强调的是，就像“生态资本主义”从不质疑和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政治)一样，它也拒绝或不接受环境保护动机或生态道德意义上的追问与批评。换句话说，它所看重的是传统经济生产与消费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现实的切实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励那些集体(公司)和个体(消费者)的相关性行动的背后动机。甚至，它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认，人们之所以从事那些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集体行动(企业改善管理与实施技术革新)和个体行动(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与习惯)，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比如更多的企业赢利和消费节省)。

　　在实践层面上，可以想见，“生态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广泛的政治信奉与支持者，当然他们可能未必都愿意公开接受这样一个称谓。具体地说，除了公开鼓动与践行“生态资本主义”或“工商业可持续发展”的少数绿色工商企业，一些绿色经营战略的追随者，在政党政治图谱中包括从绿党主流、社会民主党中右翼到保守党或自由党的绿色一翼的广泛政治力量，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某种形式的“绿色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政党政治“绿色合流”的(当然是浅绿色意义上的或“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例证是联邦德国。广义的绿色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是1980年成立的绿党。包括生态保持、经济的绿色与生态转型、有机农业发展、环境经济政策工具引入、废除核能和发展新能源等，基本上都首先是由绿党提出和引入议会政治舞台的。但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SPD)自1986年党章修改前后也开始强调“有质量的增长”，直至1998年两党联合执政后，将“生态现代化”写入联盟执政协议并成为随后近8年联合政府的指导路线。同样重要的是，现任总理默克尔作为科尔政府时期的环境部长(曾代表德国签署《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执政后基本坚持了一种亲绿色政策的政治立场。此外，已经社会民主党化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也主张环境保护与社会公正政策的并重。因此，绿色政策取向在德国已经成为一种跨党派政治共识(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建议采取的步骤和时间表，比如废除核能)。当前，无论是社民党的主席(前环境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还是基民盟的环境部长诺尔伯特·罗特根(Norbert Rttgen)，都把绿色发展置于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地位，因为“未来的市场/经济是绿色的”。

　　概言之，一方面，“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或“浅绿的”绿色政治理论。无论就与“深绿”和“红绿”政治所主张的激进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变革的比较来说，还是就它自身设定的革新而不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政治志向来说，“生态资本主义”都是一种资本主义接纳生态向度而不是生态主义掌控资本的理论与实践努力。另一方面，“生态资本主义”也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或注重实效的绿色政治社会理论。它既没有停留于那种“要工业还是要环境”的反消费主义悲观渲染，也没有沉湎于提出根本性改变我们时代文化的乐观主义宏大声称，而是致力于当代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反生态弊端的切实改善。而同时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对“生态资本主义”的适当政治判断的前提都基于对它本身的更客观的细致分析。因此，接下来笔者将重点评述“生态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理论的四个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和环境全球管治，尤其是它们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然后在此基础上做一个简短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