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宗峰(1986—)，男，山东临沂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博士生。

　　内容提要：上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具体包括生态运动、学生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利益诉求各异的群众抗议运动。随着新社会运动日益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使其成为西方学界广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三个维度：一是将新社会运动视为运动实践事件本身展开研究；二是将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分析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三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加以探索，找寻研究新社会运动的规律和方式。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新社会运动这个学术领域，但总的来说，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

　　关 键 词：新社会运动/运动形态/理论方法

　　上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具体包括生态运动、学生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利益诉求各异的群众抗议运动。随着新社会运动日益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使其成为西方学界广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三个维度：一是将新社会运动视为运动实践事件本身展开研究；二是将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分析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三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加以探索，找寻研究新社会运动的规律和方式。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新社会运动这个学术领域，但总的来说，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为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梳理，以期能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运动实践与事件本身的研究

　　具体而言，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新社会运动这一新的政治景观为什么会在西方出现，以及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关系。具体到对新社会运动景观的产生、发展与未来趋势，原因、影响及运动过程的研究，西方学界的研究分析思路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具体性分析。将某一类型的新社会运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或以某一国家为蓝本，具体分析这个国家内新社会运动的发展的情况。由于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在新社会运动形态中是规模较大、较为成熟的两种，因此，国外学界关于这两种运动形态的研究成果颇丰。瑞典学者爱伦凯(Ellen Key)在《妇女运动》[1]一书中，评论了妇女运动已取得的表面成绩及尚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探讨妇女运动对于独身妇女、婚姻、母道及一般男女等各方面的影响。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从对卡比尔社会的一种人类学研究出发，揭示了今天存在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并根据男女之间的基础对立，重新阐释了社会生活和象征生活的既定条件，详细展现了生活的象征资本(荣誉)如何与男女之间的对立相辅相成。[2]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对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十年间德国生态运动的发展变化形势展开了分析，在《当今德国环境抗议概况》[3]与《德国环境运动的组织特征：既不是下降也非僵化》[4](p55－81)这两篇文章中，作者从议题、形式、组织规模、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德国生态运动的动员水平以及组织结构的变化情况。而玛丽·克斯(Maria Koussi)和曼纽尔·吉米(Mnauel Jimenez)则集中研究了南欧国家希腊和西班牙的生态环境运动。玛丽·克斯在题为《希腊环境抗议事件和环境声明：探究外部环境的影响》[5]一文中通过分析希腊的生态运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政治机会角度研究了不同生态运动类型的动员水平变化；而曼纽尔·吉米在文章《西班牙环境抗议的十年：议题、行为者和领域》[6]中，分析了从1988到1997年十年间西班牙生态运动的发展变化，以运动规模和政治机会作为因变量探究了其对生态运动的具体形式和动员水平的不同影响。法国学者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7]一书中，对法国的生态运动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但不仅仅是线性的纪实，而是对人的自然史中各种生命关系的梳理，对近代以来形成的理性至上的各种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展示了人类如何在科学进步的亢奋中，背叛自然、征服自然，直到将活的神秘的自然变成死的机械的自然，并最后失去了养育我们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第二，对比性分析。比较分析方法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在同一国家或地区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三是将单一类型的某一新社会运动形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多种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在多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分析。汉斯皮特·克里斯等人(Hnaspeert Kriesi et al.)合著的《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8]一书，使用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分析，对1975年至1989年间西欧的荷兰、法国、德国、瑞士四个国家的五种新社会运动形式：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团结运动、城市自治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加以比较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新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发展状况不仅受国家政治机会结构的制约，而且也与新社会运动的特定形式不无关联。社会运动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特定的政治分化结构决定的，而政治分化结构进而又根源于一个既定社会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与传统的政治结构内容不同，他们把政治制度中有型的体制结构也包括进去，进而强调社会运动动员的有型的体制设施同政治权力当局处理他们时沿用的主导的无形战略之间的区别。为阐明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们提出了把政治机会结构的宏观层次与运动行动者的集体行动联系起来的机制，而政治机会结构的诸因素共同决定着政治权力的战略，这些战略意味着作为国家特有的对运动动员的促进或压制、它们成功的机会和它们不得不估计的改革或威胁的程度之混合，这种混合规定着一个既定社会运动的具体机会。通过表明社会运动动员的代价和收益，这些具体的机会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运动本身的战略、动员水平和动员过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