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世界各国左翼政党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反映了党内民主发展的普遍要求和基本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应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同时注意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探索党内民主建设问题，有利于应对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关 键 词：左翼政党；党内民主；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周淑真(1954-　)，女，河北南宫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从事中外政治制度、中外政党和政党制度、当代中国政治、政党史研究；杜一菲(1990-　)，女，山东安丘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外政治制度研究。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3)05－0107－05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政治的核心，党内民主制度的健全是执政党发挥作用的基本保证，也是目前的一个薄弱环节。近些年来在党内出现的权力滥用、腐败频发等问题，与党内民主进程缓慢有着很大关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加符合时代要求，通过革新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刻不容缓的命题。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共产党等在内的左翼政党，是世界政党中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在制度、理论、组织结构等方面都与中国共产党存在一些相近之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了解当代左翼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中共自身在党内民主方面的发展与创新，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当代左翼政党关于实行党内民主的做法

　　从当代政治权力运行的实践来看，促进权力规范运行、有效防止腐败蔓延，主要有两大机制：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利约束权力，而这两大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都在于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左翼政党，特别是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进与创新，通过约束权力和增加权利来提升党内民主的程度和自身的吸引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一)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完善权力的分配、制衡与监督

　　从宏观来看，各国左翼政党在制度体系、程序机制、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与调整，来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与运用。具体落实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改革党内领导体制。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于党的最高领导手中，各国左翼政党纷纷采用了设立新职位分权制衡的方式。1999年德国社民党通过建立总书记这一新的领导职位协助党主席统管全党，来改善党的主席权力过大的状况。瑞典社民党增设了两位副总书记，协助总书记分管党的组织和宣传。法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全国书记，但如果大会觉得必要。可以再选出一位主席与全国书记实行集体领导。

　　对党内领导制的民主化推进还体现在最高领导的产生方式的改变上。丹麦社会民主党在2005年的特别代表大会上修改党章，改变党主席原由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办法，改由全党的5.4万名党员直接选举产生。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在2005年初的党代会对党章进行修改，规定党主席的选举不仅党内全体党员有直接投票权，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只要愿意参加投票，也有权行使自己的一票权[1]。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法国社会党，该党对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推选方式不断进行革新，1995年实行党内直选；2006年采用积极成员即凡交付20欧元的都可以入党参加党内初选投票的方式；2011年10月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支付1欧元并在“左翼价值”上签名者均可以参加投票，开启了党内法国总统候选人对公众开放的先河[2]。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使党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得到提升。

　　第二，改善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左翼政党的决策方式与处理重大问题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通过建立更多平台使政策协商经常化；另一方面重视来自不同阶层特别是基层党员的意见，同时导入一定的竞争机制，争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英国工党在原有的决策框架内，在中央建立全国政策论坛、政策委员会和联合政策委员会以及前瞻性政策研究中心等新的机构。德国社民党政府在施罗德当政期间，党的总书记、议会党团主席和总理每周定期会晤三次，就重大问题进行商讨。奥地利社民党在2000年形成了党、政、议会领导人每周召开例会的制度，共同决策。法国共产党通过改革民主的运行机制，将过去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改变为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强调集体领导。在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先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交基层党员进行广泛的讨论，然后根据集中上来的观点、意见和建议，起草代表大会的文件初稿，经反复讨论再经过全体党员投票表决并以多数票通过，才能成为大会的筹备文件[3]246。法国社会民主党允许党内不同派别的存在，以体现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通过竞争达到议题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比如在2003年5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党内五个不同派别都向代表大会提交了各自的方案，最终以奥朗德为首的主流派获得全党62％的支持票，这一派提交的议案遂成为指导该党今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第三，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组织的自主权，让其拥有更多的独立性，同时鼓励并帮助基层展开各种活动提高党员凝聚力和参与程度。另外，加强基层组织与中央的联系，促进上下级沟通，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意见的反馈。荷兰工党在20世纪60—70年代就着力推进基层民主，给予地方党组织更多的权力和更大的独立性，党的地区委员会接管了对议员的提名权，承担吸收新党员的职责，党的执委会无权过问[4]。英国工党通过改革党员登记制度，由中央党部电脑登记党员个人情况。为使党员直接参与党内事务，中央党部就有关事项直接邮寄党内公决选票和进行问卷调查，征求普通党员的意见。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展党内讨论的多种活动。在基层组织。通过专职党务干部组织全党范围的政治讨论和献计献策活动，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提高党员的参与意识和参加党内生活的兴趣，增强党的凝聚力[5]。德国社民党在基层党组织之间开展“活跃的基层党组织”的评比活动，加强总部对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规定总部有义务向基层党组织提供各种文件设计主题、派遣专题报告人等[6]。法国社会党重视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协调与沟通。1995年在若斯潘的领导下积极着手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中央同基层组织的联系。当在基层与中央出现不同意见时，主要通过中央与基层的反复交流和做解释工作来达成共识，党的全国领导机构每年要向党的基层支部书记做工作报告，增加上下沟通与交流。

　　第四，建设和完善党内监督机构，加大监督力度。通过建立具有独立性的监督和仲裁机构以保障对党内事务进行公正裁决审查，是各国左翼党的普遍做法。通过各项党内机构和部门进行党内监督，同时也利用新闻、舆论、社会公众的监督来实现监督的全面性，以使党内民主机制能顺利运行和发挥正常职能。法国社会党的监督机制分为经济上的监督机制及问题矛盾冲突监督机制，相应的监督机构分别设在全国和联合会这两个关键级别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监督机构有两个，即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都独立于党内的其他权力部门。监察委员会委员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不能担任党的其他领导机构的职务，不与党存在任何经济依附关系，担任政治职务时不可从事有偿工作。为了减少官员腐败可能，德国社民党对党内官员实行轮换制和严格的亲属回避制。另外还对每一个党员都建立诚信档案，以作为对党员考察和提拔的一个重要参考。其中特别强调考察该党员的家庭经济状况，一旦发现党员的消费水平与其收入不相符，该党员就会被强令对此作出解释[6]。瑞典社会民主党努力启发党员干部的自觉性，通过“协议”形式推动政府高官和党内领导干部经济状况公开化。尽管瑞典社民党内没有设立专门的纪检机构，但其坚持新闻自由，利用舆论和媒体监督来保证党内的民主廉政建设。1995年主席竞选时，社民党报纸登出当时当选呼声最高的政府副首相曾经使用公家信用卡购买私人物品的消息，尽管数额不大且早已归还，党内外舆论压力下还是迫使她退出竞选并辞去公职[7]111。

　　(二)保障和扩大党员个人权利，以个体民主推动整体民主的发展

　　从微观的角度，在党员个体方面，各国左翼政党着重通过保障和扩大党员的权利，在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以求让每一个党员都能够更好地参与到政党运行的每一个过程当中，从而提升党员自身的责任感和归属感，更好地通过行使权利来阻止权力走向歧路。

　　首先是针对选举权和参与权，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重视每一个个体的意见。过去英国工党选举中工会都是实行集体投票，工会领导的投票往往就代表了其所有成员，1993年后采取“一人一票制”，将参与领袖选举的范围就由原来的数千个党员积极分子扩大到现在的数百万个普通党员。成功地重新界定工党和工会的关系，在政策上摆脱了一直以来工会的束缚[8]。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党内各级选举中坚持候选人全部来自党员提名并经过相应会议的表决，选举中一人一票。党内还引进了公投机制，在进行决策时特别注意保护党员的个人权利，只要有5％以上党员要求，理事会就必须组织对某问题进行党内公决。2003年，在关于是否加入欧元的全国民间测验中，该党在党内分歧严重的情况下，干脆让党员自行决定立场[7]112。德国社会民主党把推行党员公决制作为引进党内直接民主的重要内容，在1993年对党的章程作了两个重要补充，提出具体问题上可以进行决策性的党员公决，且明确了公决的倡议可以来自上层领导或基层群众；对于总理候选人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进行初选时亦可以进行党员公决。法国社会党在2003年第七十三大的决议中提出为了“建立一个更加民主的党”，“每一个基层党员都应该充分地参与决策。这样，通过民主所采纳的决定就会把全体党员团结在一起”。[9]在法国社会党党代会召开之前有一个民主酝酿提案的阶段，被称为“民主表达阶段”，允许每个党员在争论中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由全国委员会把各种意见综合成提案寄给党员。党员经过讨论之后，在所在支部进行投票，再由各联合会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上进行投票表决，构成正式的提案[3]216。党内直接民主的程度和范围的扩大，不仅保障和维护了普通党员的基本权利，也提高了普通党员的责任心，激发了他们对党内事务进行参与的兴趣与热情。

　　其次，为保障普通党员的知情权和行使他们的监督权，欧洲左翼政党一般通过建立网络平台公开党务、增加沟通与服务，打造“电子民主”。在信息化的浪潮下，20世纪90年代开始，更多的左翼政党开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拓宽党内民主的渠道，通过网络平台及时发布党内事务，提升自身的透明度保证党员的知情权。因特网的普及推进了党的各项工作，增强了政党的开放性和现代性，方便普通党员与党组织、普通群众和政党之间的沟通与监督的展开。英国工党的网站，其信息量、时效和质量上都在世界各国政党中首屈一指。它能及时公布正在讨论的党的重大问题、各种倡议和文件草案，并提供交流平台，征求普通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在德国社民党，民众可以通过网页办理入党手续，同时，为了加快党内的信息沟通，启动了“红色电脑”和“红色手机”两个重要计划，前者旨在将所有12500个基层组织全部连入内部信息网；后者利用移动终端技术(如手机)向党的各级领导和大部分普通党员发布消息。目前德国社民党总部处理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来信的方式，80％通过电子邮件，该党还规定有关部门必须在两天内对基层党员的信函作出答复，以保证沟通的有效性。法国社会党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各级领导人与党员或党的支持者之间的网上见面会，让党的领导人直接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利用网络全程转播党的代表大会，实现党内生活公开化。

　　(三)左翼政党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民主”与“集中”的两难选择。集中的政党结构有助于提高决策能力和效率，但在左翼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改革中普遍有着淡化甚至放弃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色彩，单方面强调民主的内涵。这样的结果往往导致的是在问题处理上主次不分、众口难调，决策效率低下甚至严重滞后。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过于频繁的各级党代会、协商会，常使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身陷文山会海，大大压缩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的空间，影响了工作效率[7]113。

　　第二，“寡头统治铁律”对左翼政党的影响。寡头铁律是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提出的经典论断，他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大型组织中，处于领袖地位的精英往往会走向寡头，权力最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发展党内民主可以视为是抵御寡头铁律的一项措施，但即便如此，仍难逃向精英政治的发展趋势。虽然直接民主得到了扩大，但权力的分解不等于脱离精英影响，比如英国工党在削弱乃至剥夺了党的专门机构及各级党组织的许多权力时，形式上直接民主的范围扩大了，但实际上是相对加强了领袖自身的权力，基层党员发挥影响的机会依然较小。此外由党内高层组成的议会党团由于其政治特性往往具有更大的决策自主权，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都趋向独立，与党代会和普通党员间的疏离感加深。另外政党组织内出现专业化趋势，党内出现大量领薪水的专职党务工作者，他们接管了由普通党员承担的大量党务，也压缩了普通党员的政治职权和参与空间[10]。

　　第三，实用主义下自我定位模糊、凝聚力减弱。冷战之后政党的阶级意识形态进一步弱化，左翼政党特别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右倾化”，对于政策的立场也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分野向以议题为基础的分野转变，与其他派别政党在原则问题上的对立和分歧逐渐消失，显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如向来以工人政党自居的英国工党，1995年修改了党章第四条，放弃国有化目标，就是为了改变劳动阶级政党的形象，增加对中间阶级的吸引力。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的改革相对是成功的，但很多左翼政党对自己的定位模糊，为争取选民而过分迎合社会舆论及媒体的胃口，常常引发了党内传统力量的不满，加大了党内矛盾，消减了党内的凝聚力。一方面单纯在制度建设方面加大直接民主的比重，导致党内民主过快地发展，为未来发展增添了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思想纲领等思想建设方面却没有跟上，政策纲领趋于雷同使自身也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动摇了原有的社会基础。

　　第四，派系斗争削弱政党能力。随着政策纲领对各阶级和阶层的包容性逐渐扩大，允许党内派别存在成为一些左翼政党建设党内民主的又一大特点，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许多国家的社会党内都有若干派别存在。如意大利左民党采取政治决策的“多数”准则，充分承认不同政治观念合理并存的多元主义立场。充分承认党内存在不同思想观念、政治立场及派别组织，党内派别林立趋势明显。但党内多派系共存为党的发展埋下了不安的种子，派系斗争常常会带来党的领导权的削弱和党内的不稳定，成为一些党走向分裂的诱因。

　　尽管左翼政党发展党内民主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它们在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上采取的一些有效措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内民主发展的普遍要求和基本趋势，值得中国共产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