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澳大利亚工党1949年12月因国有化问题下台后，远离联邦政权达23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又重新上台执政。工党的长期在野既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也与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传统有关，同时也与工党自身缺乏改革有关。

　　关 键 词：澳大利亚工党；在野；原因

　　作者简介：秦德占，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联邦工党正式成立于1901年。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90年代，各殖民地即以不同的名称建立了工党组织。作为最早成立的政党，工党一直是澳大利亚政坛中的一只重要力量，在二战前的1904年、1908年、1915年、1917年、1929年曾5次在联邦执政。二战爆发后，工党又于1941年、1943年、1946年三度上台执政，但在1949年12月因国有化问题下台后，屡战屡败，远离联邦政权达23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又重新上台执政。

　　工党长期在野原因颇多，归结看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冷战”及澳大利亚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二战中社会主义苏联曾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但在战后不久这种合作便告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又凸现为主要问题。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东西方冷战日趋加剧的情况下，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浪潮。在澳大利亚国内，由于战时澳共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在战后有了相当的发展，澳共党员达到2.5万人，而且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在大选中得票率已接近3%。①战后初期，共产党在几个大的工会中，如煤矿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钢铁工人工会、海员工会、金属板工会等占据主导地位。澳共还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观察、分析、研究澳大利亚问题，一时颇有影响。而此时的澳大利亚政治中，工党的主要竞争对手统一党已因1941年和1943年大选中失败而导致组织上的瓦解，1944年由原总理孟席斯等成立的澳大利亚自由党便成了其合法继承人。为了取得大选胜利，自由党利用战后的冷战气氛，特别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大资产阶级对战后工党政府国有化政策的不满以及战后共产党领导组织的一系列罢工等大做文章，适时提出了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乡村党作为其盟友，也奉行强硬反共方针。在孟席斯自由党的蛊惑性宣传下，许多选民认为以工会运动为基础的工党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因此对工党深怀戒心。结果工党在大选中败北，由自由党和乡村党组成联合政府。

　　上台后的孟席斯政府继续推行反共方针，并采取多种手段来打击、瓦解工党。1950年4月，孟席斯向联邦议会提出关于解散共产党的法案，宣称共产党企图以暴力手段颠覆澳大利亚政府，因而属于非法组织，应予以解散。同年10月，法案获得通过。但法案遭到澳共及一些著名工会和民主人士的反对。它们联名上诉至高等法院，一些工党领导人也对此持反对立场，工党领袖伊瓦特也在联邦高等法院为共产党辩护。在此情况下，1951年3月，联邦高等法院以联邦议会无权解散共产党为由，判决该法令无效。但孟席斯政府并未因此罢手，不久又利用苏联住澳大使馆三等秘书彼得罗夫要求政治避难一事大做文章。尽管如工党领袖所说的那样，该事件只是孟席斯政府在联邦选举前蓄意安排的一个阴谋，试图以此指控工党领导人里通外国，从而达到打击工党和镇压共产党的双重目的，使自己继续执政，但工党也因此在大选中名誉扫地，遭到惨败，保守党再次获胜。

　　解散共产党法案和彼得罗夫案件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工党长期分裂。受天主教教会支持并在战后迅速发展的工党内部的右翼“产业集团”组成反共十字军，并公开指责工党领袖伊瓦特。在1955年3月的工党代表会议上，禁止“产业集团”活动的决议得到批准。随后，右翼分子相继被各州工党开除。在维多利亚，被开除的右派分子于1955年4月成立“反共工党”。在新南威尔士，被开除的“产业集团”的成员于1956年成立“民主工党”；昆士兰工党右翼则于1957年另行成立“昆士兰工党”。1957年，“反共工党”和“民主工党”合并，仍定名为“民主工党”。该党的成员多为天主教徒，并得到“天主教社会研究运动”和墨尔本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的支持，故其又有“教会党”之称。按照天主教公认的教义，凡是信仰天主教的人，可以心安理得地投除共产党以外的任何一个政党的票。可事实上，许多主教和教区牧师鼓动教徒不要投伊（瓦特）字号工党的票，而且积极活动支持“民主工党”，这就使一向靠天主教支持的工党的选民基础大打折扣。同时，作为一个政党，民主工党也参加联邦选举。一般说来，民主工党在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等州可以得到足够的支持，在参议院搞到一两个席位。尽管在1958年和1961年的联邦大选中他们曾赢得9%的选票②，但除了昆士兰州外，在其他州的众议院里却连一个席位也没有捞到。然而，“民主工党”的出现却对工党影响极大。因为，“民主工党”主要是一个反工党的政党，其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让工党上台执政。虽然它也拒绝与自由党—乡村党政府合并，但它明显是政党体系内反工党圈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在于把第二优先的选票给自由党或乡村党的候选人，从而削弱了工党的支持基础，大大巩固了自由党—乡村党联盟的执政地位。据澳大利亚学者麦克瑞思估计，1958-1969年民主工党第二优先票中的81.5%都给了联盟党，只有18.5%给了工党③。这样一来，这份额外的礼物就成了影响力量对比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多年中联盟党一直把持联邦政权一部分也是靠了这个党的“忠诚”。

　　二、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阶级结构变化的影响

　　20世纪50-60年代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即澳大利亚历史上的第三次经济起飞时期。这一时期，国际环境对澳大利亚发展经济十分有利。二战使英国进一步削弱，从而使澳大利亚最终摆脱了英国的控制。同时，在战后，日本大规模购买澳大利亚矿产品和农产品，美国又扩大对澳投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又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更广大的市场。所有这些都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使澳大利亚变成了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1972年联合国公布的数字，1969年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10位，人均收入居世界第8位，被列入富裕国家之列。④

　　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了阶级结构的变化。二战以前，澳大利亚经济高度依赖农业部门，农业产值占出口的3/4以上。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刺激，澳大利亚转向以制造工业为重点的经济发展，制造业生产迅速增长，为其加入工业发达国家创造了条件。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战前，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到20%，到1960-1967年占29%，并在60年代一直保持着这个水平。农业生产虽在战后得到继续发展，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急剧下降，从战前的约23%降至1960-1961年的约13%，而且在60年代继续下降，到1970-1971年仅约占7%。而服务业部门则一直稳步上升，到1970-1971年约占63%。到1977-1978年，在国民生产总值构成中：农业占5%；矿业占5%；制造业占20%；服务业占到约70%。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字，1981年5月，各产业部门雇用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为：农业占6.4%；矿业上1.5%；制造业占19.4%；服务业占72.7%。⑤这就说明，随着传统产业的没落，新兴产业的崛起，蓝领工人人数大大下降，白领阶层人数迅速上升，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队伍。这些人由于收入较高，生活较为安逸，所以不希望因社会的剧烈变动影响到自己这种地位。澳大利亚著名政治学专家艾特肯在20世纪60年代曾就政党和阶级关系专门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70%多的中间阶级选择自由党。虽然仍有70%以上的工人阶级首先选择工党，但有1/4强的视自己为工人阶级的人却将自由党作为选择对象。这表明，工党传统的支持基础正在削弱。政治学家卡特林和迈克弗兰在合著的一本著作中对此有很清楚的说明：“今日澳大利亚的社会民主正迅速向‘技术专家’的工会主义占优势的地位发展，议会和行政机构日益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据……”。⑦但在这种情况下，由工会官员占多数的联邦大会和执委会无视多变的形势，在纲领政策上仍坚持传统主张，继续强调自己工人党的特点，把自己看作一个工会的党，将工人和工会的立场放在第一位，这就势必疏远中间阶层的选民，自然也就削弱了工党的选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