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对越南共产党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初步探索、正式展开到逐步繁荣的过程。越南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约50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对其甚少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对其探索,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但成果比较匮乏,研究范围和研究角度极其单一;90年代正式展开,研究成果渐多,范围扩展,其研究多倾向于历次党代会的会议内容、意义以及大会的文件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对越共研究逐渐进入繁荣阶段,其研究热点主要是越南的历次党代会、革新开放、党的建设等问题,出现了大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总体而言,30年来的越共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越南社会、民生与文化等方面研究比较薄弱,还须继续深入和拓展。
关键词:越共;革新开放;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我国学界对越南共产党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初步探索、正式展开到逐步繁荣的过程。越南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约50年的时间里,我国学者对其甚少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开始对其探索,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但成果比较匮乏,研究范围和研究角度极其单一;90年代正式展开,研究成果渐多,范围扩展,其研究多倾向于历次党代会的会议内容、意义以及大会的文件等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对越共研究逐渐进入繁荣阶段,其研究热点主要是越南的历次党代会、革新开放、党的建设等问题,出现了大量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总体而言,30年来的越共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越南社会、民生与文化等方面研究比较薄弱,还须继续深入和拓展。
关 键 词:越共;革新开放;研究述评
作者简介:王荣阁,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吴卫丽,河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6-0072-05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南日渐摆脱了存在多年的社会危机,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持续发展,一跃成为东南亚发展的“新秀”。作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的越南共产党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越共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和研究。在此,笔者试图对我国学者的越南共产党研究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些许学术参照。
一、1980年代的初步探索
我国对越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刚刚经历了70年代的低谷,余寒犹存。针对越南国内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一些有关越南和越共研究的文章开始见诸报端。当然,这些研究的力度很薄弱,研究成果也非常之少,只有每年在《印支研究》期刊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研究的范围大都集中在越共党代会,尤其是“五大”上面。在1986年之前发表的有关越南党代会的9篇文章当中有8篇是有关“五大”的。如:吴裕柏的《越共“五大”延期召开及人事变动剖析》和《越共“五大”若干人物简介》、纪延的《越南仍然在危机中挣扎——越共“五大”一年来形势综述》、郭明的《评越共五届六中全会》等文章,仅仅对越共五大作了一些概括的叙述和分析。除此之外的一篇是杨立冰的《越共的“一大”至“四大”》,就越南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这几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罗列了几次大会所选出了中央机构及其任职人员[1]。
除了越共的党代会,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越南的经济、农业、教育和军事等也有所涉及,其中在农业方面,尤其粮食问题是关注的重点。吴淞对越南在1982年前后的农业生产情况作了详细的数据分析,并对越南近年来在农业生产方面解决了哪些问题、存在哪些困难作了简单的剖析。最后他明确指出了越南连年闹粮荒、广大人民被迫长期挨饿的实质是越南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结果[2]。古小松与覃绍权对越南1983年和1984年的粮食生产状况做了阐述,越南在1983年粮食略有增长但困境仍未摆脱,1984年自然灾害频繁,粮食产量达不到指标,虽然越南人民和当局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面对无情的自然灾害只能感到无奈。该文还对影响越南粮食问题的自然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主观人为因素作了总结[3]。
1986年越共“六大”的召开以及越南领导人大举“革新”的旗帜,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对越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及时跟踪研究。但是,当时大多的学者都认为:这一时期越南的内外政策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变,所起到的效果也不大。这方面的文章有郭明《越南的基本政策没有变——初评越南共产党“六大”政治报告》、王维周《从越共“六大”看越南的内外政策》和《越共“六大”以来的内外政策》等,以王维周为例,他认为,越共“六大”上领导人虽然做出了“改革”的姿态同样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从越南的实际情况来看,越南至今仍处于困境。在对外政策方面,迫于形势的变化,也作了一些调整,摆出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但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4]。
1978至1990年间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一直在持续,所以这时期的越柬问题也是当时的研究热点。马金案把越南坚持侵柬政策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目前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由于各自的条件相距甚远,还难以实现,战场的较量仍将继续下去,而且正处于僵持状态,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要在短期内突破并非易事。今后的斗争在进行军事较量的同时,政治和外交斗争将显得更为突出,力图寻求一个对各自有利的突破口。因此,围绕着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将是尖锐和复杂的。”[5]另外,黄田《河内政坛的动向》、韩天力《河内调子依然如故》和颂赛《万变不离其宗——评越南炮制的“印支三国特殊联盟”》等文章都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越南依然在坚持对柬埔寨的侵略政策,无改变的意图和征兆。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我国学术界就越南问题举行了两次研讨会,分别是广西印度支那研究会于1987年5月在南宁举行的越南形势研讨会和由云南省国际问题研究所、云南省东南亚研究所于1988年3月在昆明联合召开的越南问题讨论会。前者围绕着越共“六大”以来的越南内外政策的变化,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苏联的政策有什么变化,它的变化对柬埔寨问题有何影响,越南对内对外政策的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深入的研究[6]。后者围绕越共“六大”以来越南内政外交的变化以及柬埔寨问题进行了讨论[7]。
总之,自1986年以后,我国学者对越南共产党研究渐渐迈开了前进的步伐,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由于受到国际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些研究尚不深入,并且带有某些局限性,比如当时很多学者对越南的革新开放并不看好,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观点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