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想史就是自由精神的发展史, 伴随着自由发展史, 就是自由的阐释史。在阐释自由的众多哲学家中, 马克思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一位。他对于自由观所带来的哲学变革, 他思考自由问题的独特视角, 至今仍影响着世界。

　　自由与实践

　　自由, 就是摆脱束缚, 实现“自我”解放。在马克思之前, 对自由的探索主要体现为两条进路:一条是从摆脱束缚出发的外向型进路, 一条是从实现“自我”解放出发的向内型进路。

　　摆脱外在束缚的外向型进路源于蒙昧时代, 并在科学至上的时代发展到顶峰。它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 却最终导致了人的不自由。崇尚外向型进路的哲学家共同的致思取向是人类能够运用科学、理性来把握必然性从而获得自由,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人类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 才能获取自由和属于人的尊严。但是, 如果世间一切皆由自然性产生, 那么, 人岂不像是被自然法则网住的奴隶, 只有认识和遵守自然法则并为自然法则屈死的自由?于是, 把自由仅仅定位为对必然的认识的外向型进路无法给人以意义和希望。

　　伴随外向型进路而生的是以“自我”为核心的内向型进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说虽然被现代科学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但却把主体的自由意志引入了哲学, 马克思的评价是, “实体的观念性”脱离实体独立存在“是一个飞跃”。籍着实体转化为主观精神, 形式的自由 (精神的自由) 露出端倪, 人的自由蜕变为“理性”的人的自由。其负面效应在提出之初并不明显, 但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开启, 理性的人正式被确立为自由的主体后, 理性的肆意膨胀造成了人的自由被极度弱化, 理性变成了绝对的“大写”, 而人的自由变成了“小写”, 于是出现所谓的“理性自由观”的困境。即必然性到底应该与自由保持何种张力, 且理性的根源和界限何在的困境。它表明, 把自由仅仅定位为自我意识或理性凸显的内向型进路无法给人以确定性和开放性。

　　两种进路遭遇的困境昭示, 自由问题不能仅在人心之内解决, 也不能离开人心而解决, 它有赖于寻求沟通主体与限制的纽带, 马克思认为这一纽带就是实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提到, 人类获取自由并不是在“理性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实现的, 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实现的。而对环境和社会的认知本身又与人的实践活动内在相关, 即是说, 自由的获取不是基于必然性的发展, 而是基于人类的主动自觉的活动。人寻求自由不是基于“消极”地“逃避某种事物”, 而是基于“积极”地“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

　　自由与解放

　　是否以实践为切入点是马克思与之前的哲学家理解自由的根本差异, 基于此, 也衍生了对于自由的迥异态度, 即自由只是人的使命还是自由应致力于人的解放。近代以来的哲学家们大都把自由当成是人的使命, 他们脱离人类实践, 试图建立一种超历史的、超社会的、超阶级的自由观。在他们看来, 人作为理性存在者, 必然是被理性自我规定、自我决定的, 这是人作为人之使命, 有时他们也会触及到政治解放。但在马克思看来, 这只是巧妙地把抽象的人转化为抽象的公民, 只给了人以自由的形式和躯壳, 自由仍然是精神上的自由。

　　马克思不反对把自由看作是人的使命, 但若只落脚于此, 也就只落到了解释世界的窠臼, 若要真正改造世界, 就需要把自由提升到与人的彻底解放相关的高度。因为, 伴随着人的解放的人的自由的实现历程是“历史性”的, 而非“思想性”的。这种“历史性”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描述为:在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与人的关系阶段即前资本主义阶段, 经济不发展, 个人不独立, 个人只是共同体实现其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个人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 似无解放时日, 更无自由可言;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 即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 人获得了形式上的解放, 即政治解放, 人具有了独立个体的身份, 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和形式上的, 因为它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即对资本的依赖的基础上的, 劳动异化普遍, 人的存在与本质背离, 这种状况不改变, 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只能流于形式。阐述至此, 我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马克思要把仅指向使命的人的自由推到解放, 推到社会解放、经济解放、人的解放, 从而实现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