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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
2014年02月13日 08:10 来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 作者:翟昌民 字号

内容摘要:由于学术规范和理论范式的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来解读,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关键词:国外学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由于学术规范和理论范式的不同,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来解读,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具体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政治体制改革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关 键 词:国外学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范式

  作者简介:翟昌民,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30多年发展壮大的所谓“中国奇迹”,引起了全世界越来越多人的瞩目,特别是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更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2004年5月,美国高盛资产管理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了“北京共识”的概念,曾引发了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国热”,特别是与“北京共识”相对的“华盛顿共识”在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声名狼藉之后,“北京共识”更成为值得研究的样本和替代品。当然,在研究中,国外学者多是运用西方的学术规范和理论范式去探讨中国成功的原因,且对我们有很多有益的启示。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具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以不几个方面对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解读。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解读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在国内就存在着诸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之类的模糊认识,国外学者的认识更是不尽一致。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目前正处在“原始资本主义积累”的阶段。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其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只不过是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事情推迟进行而已。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其依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虽不是导入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但在这一过程中,相对地产生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与大量脱离农业的劳动者,这与原始积累的过程类似。因而,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它们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1]

  2.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体。法国学者罗兰·列夫认为,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混合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现代化”的新颖形式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变种,但只要行得通,照样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1]波兰科学院院士、东欧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A.沙夫对中国当前的制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持否定立场,但提出“这绝对不是说,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因素”。而如果说当前中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A.沙夫也持反对态度。他认为,“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都不能说今日中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但是,“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增加”。[2]

  3.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日本共产党的资深理论家不破哲三认为,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类似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的基础,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3]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也指出,邓小平提出的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放弃关于它‘腐朽’、‘贫穷’和‘垂死’的公式。重新考虑大大延长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共处的时限问题,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4]。仅就这一点而言就非常了不起。

  4.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社会主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阿里夫·德里克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争论,根源于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套用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概念。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要求我们思考的框架要有所突破,因而,他提出了“后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并不预示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在原有社会主义的概念陷入矛盾时,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德里克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入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前途的论点。在他看来,“西方一些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误解为资本主义和毫无约束的自由企业。我认为有些人不是误解,而是要以资本主义的理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导向”[5]。

  应当说,上述国外学者基本上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其中一些学者还以一种创新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对我们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而我们也不难看出,那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否定观点的认识,是缘自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机械理解。诚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传统社会主义的确有许多相异之处,但在精神实质上则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将其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进程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是唯物论的观点,即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依据的,因此,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阶段都不可超越。马克思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把社会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手工劳动为标志的自然分工和自然经济阶段;以机器生产为标志所形成的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阶段;以机器自动化体系为标志并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不同社会制度的形成与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如果我们用一种线性发展路径描述的话,那么,社会制度的变迁应当是与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即在自然经济阶段形成了原始社会制度、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在市场经济阶段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而共产主义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则属于计划经济阶段。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形态发展和社会制度演变中的基础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6](P101)

  二是辩证法的观点,即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诚然,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变迁的基础性因素,但马克思所持的并不是只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才能够进入社会主义的线性历史观。他认为,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发达国家的竞争足以使落后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使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7](P115)。他针对俄国村社制度所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结论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如果我们把这一思想用一种线性发展路径描述的话,那么,并不是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必须严格对应,而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可以先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前移。

  三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必须相统一的观点,这是我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如上所述,社会制度的变迁可以先于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前移,但前移并不等于其不需要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基础。从上述反映社会发展进程的线性路径描述来看,这种前移必然产生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形态发展在空间上的差距而不能形成对应。如果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认识的话,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概括:辩证法承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可以在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唯物论则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落后国家必须要经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去构筑和丰满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应的物质生产力基础,才能真正实现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8](P777)至于判断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而非计划经济阶段)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根本的标准是四项基本原则。只要我们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就是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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