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移动的战时媒体与宣传——身体•声音•映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召开。主办单位为日本文部省学术振新会科研费赞助项目基金 “移动的战时媒体与宣传——身体•声音•映像”研究组。参加者有日本名古屋大学、德岛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中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抗战文化研究组、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神户大学以及来自台湾的学者。会议分三段进行，中国、日本、台湾的学者围绕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移动”与交锋做了深入探讨。同时探讨了双方学术交流进一步深入的有关问题。

　　一、第一场会议:主旨研讨“移动的战时媒体与宣传——身体•声音•映像”

　　第一场研讨会在名古屋大学召开。根据日方安排，苏宁研究员作了开幕词。她首先转达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后强书记、侯水平院长、李明泉副院长对本次会议的祝贺、支持，对中日合作项目的重视；接着谈到此次会议意义重大，突破了以往的研究框架，期待产生重要研究成果；最后介绍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抗战文化研究组的研究状况。

　　大会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即进行学术交流。日本方面的研究者发言的重点在抗战时期的舞蹈、戏剧、电影、音乐方面。这是抗战文艺研究涉及得很不够的领域。

　　名古屋大学星野幸代教授作了专题发言。她的论文题目是《抗日舞蹈与育才学校之接点——论陶行知、戴爱莲、吴晓邦的合作》。她从教育家陶行知、戴爱莲及吴晓邦的合作着眼，讲了抗战教育和抗战舞蹈之间的联系。论述了抗日舞蹈和抗日艺术教育携手合作，共同为抗日宣传承担媒介作用。

　　关西学院大学西村正男谈的是音乐。他的论文题为《日本华侨音乐家与战争：以梁乐音与濑川伸为例》。他谈及了这两位日本华人的音乐活动与战争的关系以及怎样影响了他们战后的音乐和生平。他说出生于神户的梁乐音是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日本占领的上海电影界担任音乐主任，并以此为掩护开展活动。

　　东京艺术大学老师葛西周谈的战争时期日本将民族音乐用之于对战争的宣传。

　　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谈的是上海沦陷后的电影，论题为《从花木兰到张静娴——论电影﹤万世流芳﹥》。她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的“抗日”电影《木兰从军》的主角陈云裳与伪满洲国红星、《支那之夜》的主角李香兰携手合作，出演电影《万世流芳》。此片持反历史主义的观点，歪曲了林则徐的形象和鸦片战争的历史，并大肆宣染三角恋爱，战后被禁。

　　佛教大学杨韬老师论题为《战争时期印刷出版业的移动性——以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时期的生活书店为例》，简述了生活书店从1937年到1949年如何变身转型及历史背景。

　　晏妮教授的发言围绕满洲电影的历史做了自己的阐述。

　　台湾青年学者刘令君到会做了简短发言，主要谈了抗战时期的启蒙问题并以此内容与苏宁研究员做了单独的探讨。

　　中国学者的发言重在文学艺术在抗战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抗战美学思潮、美学理论的分析。

　　苏宁研究员的论题为《大动荡时代的审美叙事——洪毅然抗战时期的新写实主义美学理论与创作》。她说抗战时期处于战争危机中的洪毅然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用艺术的方式寻求拯救国家民族的良方。他用自己独到的美学思考与创作推行新写实主义美学理论，完成了一个美学家在时代源流与民族意识中的诗性嬗变，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形成独特的审美价值。他的价值不是个体的价值，而是由其人、其文其画所表征的一种审美属性的价值，是与一个大时代的价值取向相关联的文化价值。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了“新写实主义”理论提出的背景与内涵，

　　文天行研究员的论文是为《抗战期间在华日本友人文艺反战巡礼》。他说，抗战期间，在华日本朋友鹿地亘、绿川英子、池田幸子和反战同盟的一些人，积极从事文艺、文化活动，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文艺的运用最为突出。戏剧最引人瞩目，如《三兄弟》的演出，就从桂林轰动到重庆。诗歌活动别开生面，反战联盟将这种歌咏拓展到了前线，竟与碉堡里的日军互动起来。散文，叙所见，感所闻，与形势发展同步，充满了激情和正义。小说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纪实性小说《活着的兵》，客观地、真实地描写了前线的日军生活。文论方面直指日本军国主义者，称自他们掌控日本后，日本的文学、文艺、文化都成了侵略的工具。

　　段从学的论文是《﹤边城﹥“故事”：蛮荒着的美丽与现代了的阐释》。认为沈从文表现的是古代性世界的“人生形式”，用古代性眼光看待生活，把美和不幸都作为了人生之必然的“优美人性”。段从学本人因故未能与会，由苏宁代为宣读。

　　按照日方安排，这场国际学术会由文天行研究员致闭幕词。他谈到中日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谈到中日之间在抗战文化方面的合作应继续深入下去，吸引更多学者加入。

　　二、第二场会议：结合中日文化将会议主题深入下去

　　这场会议在名古屋大学外的场所举行，在体现日本文化的场所，在幽雅之处放松心境，细细体味，将大会提出的问题引向深入。双方就各自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做了交流，对彼此感兴趣的中日文化异同做了讨论。

　　这场会议还结合了学术考察，在伊豆的民俗博物馆，抗战时期日本小学课本引起学者的兴趣。日本的教材将《论语》、《大学》、《孟子》翻译成日文，以中日文对照方式作为小学高年级课本，即使战时也如此。可见日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

　　在名古屋城、富士山，我院专家持续地与日方学者进行交流。在明治神功进行了日本文化考察。

　　这场会议还谈到进一步合作的问题。

　　三、第三场会议：东京，与阿部先生的会见

　　第三次会在东京举行。与会人员与日本著名学者阿部幸夫进行了深入座谈。阿部幸夫出示了20世纪80 年代到重庆、成都、北京、上海等地从事研究考察的详细纪事。他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情形，回忆了与抗战文艺研究同人的交流，列出赠给他的抗战文艺研究方面的书籍和他珍藏的照片。

　　阿部幸夫谈到对抗战文艺研究的看法。他说在日本这种研究是越来越远了，他主张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日本文部省国家课题“移动的战时媒体与宣传——身体•声音•映像”的基础报告是他在名古屋大学作的，他将继续为这项研究尽力，也希望这个课题完成之后有新的进一步的研究。他已八十高龄，但他表示他还要来中国。会后，阿部先生与我们合影并与我们在上野街头漫步，依依不舍。

　　四、研究组的建议与感想

　　1， 日本方面非常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此次会议日本做抗战文化的学者都来了。日本文部省以国家课题名义给予支持经费。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密切注意中国学者的动态。如关西学院西村正南，把我院课题组每位老师发的论文都找到了，文天行研究院去年发的综述很快就被日方贴到课题组脸书上了。

　　2， 日本学者研究特点是材料做得细，如星野的文章，具体到1941年哪一天戴爱莲、吴盛夫妇在重庆参加中国制片厂主办的音乐舞蹈会，1944年陶行知哪一天、什么地点聘请戴爱莲当育才学校老师，等等。他们很看重材料，多次提到四川社科院课题组老师的文章“材料特别好”。

　　3， 日方这个“移动”课题组合作很紧密，定期召开具体的研讨，在各自的领域以一个主题联系起来。这种团队作战方法值得借鉴。

　　4， 中日学者在观点上有不同，但基本立场一致：反对侵略战争，正视历史。这是老一辈日本学者如阿部先生等定下的基调。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中日学者愿意为此做出贡献。

　　5， 就学术研究而言，中日都有类似的困惑，比如经费不如应用学科宽松。此外阿部先生还感慨日本各方面现阶段都发展得不好，“是日本最坏的时期”，影响了中日交流。学者对此是很不满的。在观点方面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着重把握国家立场和最新的观点。

　　6，一个重要问题是学术会成果如何面世。经商议：拟将2013年在中国召开的会议与这次在日召开的学术会议论文辑集出版，用日文和中文两种形式。双方还探讨了撰写学术专著的合作问题。日方学者表示愿意加入到我们的“中国.四川抗战文化研究”丛书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