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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洮州地区多元文化交融互动
2019年05月17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玲 字号

内容摘要:洮州地处中原农耕区与高原游牧区的交接地带,是内地进入藏区的门户,不仅被历代王朝视为“内华夏,外夷狄”的战略屏障,而且是羌、戎、吐谷浑、吐蕃等游牧迁徙之地,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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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洮州地处中原农耕区与高原游牧区的交接地带,是内地进入藏区的门户,不仅被历代王朝视为“内华夏,外夷狄”的战略屏障,而且是羌、戎、吐谷浑、吐蕃等游牧迁徙之地,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多变。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行政建制的变革与更替、族群的迁徙与聚合以及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互动,使得洮州地区独具特色。唐宋王朝在洮州设有榷场,开展茶马贸易,并以此控驭西番。明朝在河、洮、岷之地建卫置堡、分封土司、茶马互市,加强中央政府对洮州地区的管理。清代,洮州卫升级为洮州厅,实行土流参治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与各民族经济生产方式互补的基础上,汉、藏、回等民族各取所需。多元文化的共生互补,形成了民族交融互动的历史画卷。

  商品交流日趋活跃

  商品交换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之间的交换,还承载着交换主体与客体之间观念和意志的交流,而这些观念和意志则以族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展现。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改变了宋明以来“以茶易马”的传统形式,转而向蒙藏民众征集贡赋。雍正十三年,废止茶马互市制度,彻底开放民间贸易,洮州地区回、汉商人与当地藏族的交流和互动日趋活跃。

  据《洮州厅志》记载,洮州旧地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洮州新旧两城都有定期的集市,旧城在新城西北七十里处,两城均为藏民聚集处。其中,旧城货物集散尤为便利,清末即有“繁富”之称。例如,“万盛西”“德胜马”等商号在洮州旧城的出现,对活跃商业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洮州旧城为商品集散地,来自河南、陕西、四川、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千里迢迢前来交易。光绪年间,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西道堂的商队将大量藏区土特产品行销全国,洮州成为甘肃西南部重要的贸易中心。清代洮州地区的商业发展呈现出商品种类多、商人队伍庞大、商品数量和交易额增加、商品流通范围广等特点。

  在民族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语言起着关键的媒介作用。洮州地区流传着“学会藏话值银子”“藏民认话不认人”等谚语,这就要求回、汉商人掌握藏语会话技能,使藏族民众从心理上产生亲近感。长期深入藏区的回、汉商人,大都能讲一口娴熟的藏话。藏区农牧民在与回、汉商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汉语知识,可供日常交流之用。尤其是邻近洮州农区的一些藏族农牧民,因长期与汉回民众打交道,逐渐学会了汉语。乾隆《循化志》记载,“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向通汉语”。最能展现洮州地区语言文化魅力的便是流行于河湟洮岷地区的“花儿”。花儿是生活在河湟洮岷地区的汉、藏、回、蒙古等民族共同创造和培育出来的一种民间歌谣,其基本特征是用汉语、回调、藏风演唱,是完全跨越族际界限而为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表现形式。

  饮食和服饰体现民族融合

  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会因其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气候、自然资源条件而形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这些生活习俗也会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如常年奔走于川藏线的回、汉商人和生活于此的回、汉民众,习惯食用具有藏族饮食特色的糌粑、酥油茶、蕨麻饭及牛羊肉和奶制品等,因为只有摄取高能量的肉类、奶类等,才能充分保证身体的热量供给。藏族同样感染了一些回族的饮食习俗,每逢藏历新年或藏民办喜事,藏民都以回式菜肴款待客人,当地的官员、喇嘛和一部分普通藏民则更喜欢食用阿訇掌刀宰杀的牛羊肉。至于汉族,对于回族的饮食更加适应。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清代洮州地区经商的回、汉商人,通常会穿着藏袍、皮靴防寒保暖,甚至有一些商人会特意扮成藏民模样深入藏地贸易。光绪三十三年(1907),俄国人彼·库·柯兹洛夫在考察安多地区洮州一带时提到,藏族的衣着打扮深受回、汉民族的影响,唐古特妇女通过与东干人的联姻而体现出文明的萌芽,因而衣着特别讲究。外在形式的趋同无疑拉近了回、汉民族与当地藏民的距离,更易产生亲切感。随着藏区与内地往来交流日益频繁,藏区群众的消费需求和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边地进出口货物中,布匹作为制作服装的原材料,一直是大宗贸易产品之一。据史载,清代洮州旧城民众,每年于春秋两季以其所产物品易购布匹、食粮。其中,锦缎、绫绸之类的布匹深受藏区贵族喜爱,他们用这些材料制成民族服饰,上面缀以玛瑙、珊瑚、金银镶边等,外观精致考究。在这种交流过程中,藏族女子也逐渐学会修饰打扮,愿意做洗脸、洗澡、施用脂粉等事。

  族际通婚和宗教交流促进民族认同

  不同族群间的通婚率是衡量社会群体间接触的性质、群体认同的强度、群体相对规模、人口的异质性以及社会整合过程的重要指标。洮州藏传佛教文化气息浓厚,回、汉民族置身其中,无论是民族起源、母语,或是职业、生活习俗等都表现出与当地藏族之间迥然不同的异质性,但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涵化现象十分普遍。清代,藏区寺院禁止回、汉商人携带家眷入藏贸易,如从前拉卜楞寺不允许进入这一地区做生意的回民携带家眷,他们单身到此地谋生,常常接触到当地的女子,部分商人便迎娶当地的藏族妇女为妻。可以说,寺院禁止回、汉商人携带家眷进藏区贸易的做法,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回、汉商人与藏族女子通婚的可能。在与当地藏族频繁打交道的过程中,回、汉商人的婚姻观表现出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和当地藏族女子相互爱慕而结亲的,也有个别入赘到当地藏族家庭的。另外,汉、回族也有被同化的现象,20世纪 40 年代,临潭西道堂在欧拉部落进行商业贸易时,设点的商人娶当地藏族妇女为妻。1949年后,由于已有妻女,这些商人就留在此地没有回去,后逐步被藏族同化。

  在洮州这个特殊场域,随着汉、藏、回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他们所秉持的宗教信仰也呈现多元交融的发展态势。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汉传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等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既相对独立,又对话交流,形成洮州地区宗教信仰体系多元共生的常态局面。一方面,不同宗教文化生态下,各民族之间形成相互协作的社会生活空间,他们因生产生活方式的互补,保持着稳定的生产、消费和相互协作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体现在不同宗教文化之间的包容与尊重。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移民和商人的传播,逐渐在藏区有所发展,在回族相对聚集的地方建有清真寺。但前提是必须征得当地头人和活佛的许可。咸丰四年,回商达吾海买等商人请求嘉木样大师在上塔哇地方修建拉卜楞清真寺,这一请求便得到了允许。藏传佛教一直在洮州占据主导地位,传播范围广泛,信众数量多;汉族在与藏、回等民族长期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其信仰的汉传佛教、道教、基督教在当地也有发展。

  清代洮州地区汉、藏、回各民族之间杂居共处,频繁的接触和交往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断加深。各民族之间通过商品交流产生了密切接触,进而能够在生活方式以及宗教文化体系方面相互调适、共生融合。汉、回两族与当地藏民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无形中淡化了各民族的族群意识,促使汉、藏、回各民族之间产生了情感关联及认同感,凸显了各民族共同的国家认同意识。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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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孙玲 工作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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