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东晋南朝时期的“三吴”有狭义三吴、广义三吴、指代扬州三种不同含义。对于狭义的三吴，在吴郡、吴兴之外的第三个郡，唐朝以来就有丹阳、会稽和义兴三种观点。古今学者多持会稽说。有学者主张东晋时为丹阳说，南朝时“多种说法并存”。这都不足凭信。全面深入考察史书的有关记载，义兴应在三吴之列，而会稽和丹阳都不在其中。吴兴、义兴二郡俱由吴郡剖分而来，三者都处在被称为吴中的太湖地区，故合称三吴。广义的三吴指东晋南朝全境，不仅北朝有此用法，东晋南朝人也这样运用。三吴的第三种含义是指代扬州。人们对狭义三吴的三种不同见解，源于不清楚“三吴”的三个不同含义。

　　关 键 词：东晋南朝/三吴/会稽说/丹阳说/义兴说

　　作者简介：杨恩玉，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三吴”作为一个地理名词，不仅在有关东晋南朝的史书中频繁出现，而且当今学者在论著中也经常讲到。但对于吴郡、吴兴郡之外的第三个郡，唐代以来就有三种不同观点。郦道元《水经注》认为是会稽，《元和郡县图志》与《通典》都主张为丹阳，《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则断定为义兴。对此问题，南宋人范成大最早予以探讨。他指出：唐朝人梁载言的《十道四蕃志》主“丹阳说”，又提出“义兴说”；《郡国志》主“义兴说”，又承认“丹阳说”。他断定“丹阳说”“为正”，同时又说：“吴郡与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甚明。”①王鸣盛对此疑难问题感慨说：“史文回互，颇难详究。”他的结论与范成大相同，既认为“丹阳说”“为定论”，又承认“会稽说”。②《辞海》的编者主张会稽与丹阳“二说比较合于原意”。③《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的观点与之类似。④王铿通过考证持“会稽说”。⑤余晓栋则主张东晋时为“丹阳说”；南朝时“三吴概念逐渐模糊”，“多种说法并存”。⑥全面深入考察史书记载，笔者认为，“会稽说”与“丹阳说”皆不足凭信，只有“义兴说”合乎实际，而且东晋南朝一直如此。但《辞源》与《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对“三吴”的解释都没有“义兴说”。⑦古今学者大多持“会稽说”，⑧王先生与余先生的观点又都持之有据。故本文拟对“三吴”的含义进行考证与辨析。

　　余晓栋认为，“东晋时期，三吴实指‘吴郡、吴兴、丹阳’”，“因为在《晋书》、《宋书》等史书中，都找不出可以驳斥‘丹阳’说的有力证据，而对‘会稽’说和‘义兴’说却难证其是”。其实不然。首先，在东晋南朝，对于“义兴说”我们可以举出不少确凿的例证。下文就选取若干史料，略作分析说明。

　　阳羡人周玘率领“乡里义众”，“三定江南”，因功被任命为行建武将军、吴兴太守。“(元)帝以玘频兴义兵，勋诚并茂，乃以阳羡及长城之西乡、丹阳之永世别为义兴郡，以彰其功焉……流人帅夏铁等寓于淮泗，(王)恢阴书与铁，令起兵，己当与玘以三吴应之”。⑨周玘“三定江南”依靠的是“乡里义众”，他要叛乱仍然要借助“乡里义众”。此处的“三吴”，自然包括他的家乡所在地义兴与任职的吴兴。义兴在三吴之列，是显而易见的。

　　刘宋前废帝“景和元年(465)，罢东扬州，(刘)子房以本号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太宗即位……长史孔觊不受命，举兵反……三吴晋陵并受命于觊”。⑩此“三吴”可以考出。孔觊“发兵驰檄……吴郡太守顾琛……据郡同反。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标，一时响应”。(11)史书又载：泰始二年(466)正月，“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12)这两条史料充分说明，上文的“三吴”是指吴郡、吴兴、义兴三郡。

　　宋明帝“与刘勔、张兴世、齐王诏曰：‘吴喜……及泰始初东讨，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于朝廷则三吴首献庆捷……’”(13)此“三吴”不难考证。宋明帝在东讨檄文中说：“殿中将军杜敬真、殿中将军陆攸之、建武将军吴喜，甲楯一万，分趣义兴。”吴喜率军“至国山县界，遇东军于虎槛村，击大破之，自国山进吴城，去义兴十五里……交战尽日……进义兴南郭外……义兴军既为吴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晋陵……喜至吴兴，顿置郡城……晋陵既平，吴中震动，吴兴军又将至，顾琛与子宝素携其老母泛海奔会稽”。(14)国山县属义兴郡；吴喜首先出兵和平定的是义兴郡，战斗最激烈也在义兴，然后平定吴兴、晋陵、吴郡。这说明上文的“三吴”指义兴、吴兴与吴郡。

　　齐高帝“建元四年(482)，奉朝请孔觊上《铸钱均货议》，辞证甚博。其略以为：‘……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15)连年的水灾史书有记载。建元元年“九月辛丑，诏：‘二吴、义兴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16)《五行志》对此也有记载：“建元二年，吴、吴兴、义兴三郡大水。二年夏，丹阳、吴二郡大水。”(17)由“二年夏”可知，“建元二年”的“二”为“元”之讹，形近而误。建元四年六月“戊戌，诏曰：‘……吴兴、义兴遭水县，蠲除租调’”。(18)三次水灾，两次提到义兴，会稽则没有涉及，这说明义兴应在“三吴”之内。余晓栋据前一条史料说：“显见义兴不在‘三吴’之内，否则……可直接称三吴。”这一推理难以成立，因为如上所述，吴郡与吴兴可以合称二吴，也可以并举；吴郡、吴兴与义兴可以合称三吴，也可以一一列举。余先生推理的反证是“二吴”与丹阳并举，建元二年“六月癸未，诏：‘昔岁水旱，曲赦丹阳、二吴、义兴四郡遭水尤剧之县……’”。(19)

　　“吴兴郡屡以水灾失收，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泄浙江。中大通二年(530)春……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就役”。(20)吴兴郡要兴修水利工程，征发的是吴郡、吴兴、义兴三郡的民丁，说明这三郡关系密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所以合称三吴。

　　其次，驳斥“丹阳”说的有力证据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五条：其一，大明六年(462)“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臣诛，斧钺用，吴、越有忧’……自后三年……羽林兵入三吴讨叛逆”。(21)刘彧杀死前废帝刘子业，于泰始元年十二月即皇帝位，刘子业诸弟举兵反。“羽林兵入三吴讨叛逆”与上文所述吴喜“直造三吴”为同一件事情。“时诸方并举兵反，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其间诸县，或已应贼”。(22)“时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阳一郡，而永世县寻又反叛”。(23)泰始二年正月，“永世县民史逸宗据县为逆，殿中将军陆攸之讨平之”。(24)这说明，除永世县短暂反叛外，丹阳郡在朝廷的牢固控制之下，不应在羽林兵讨伐叛逆的三吴之内。其二，刘宋吏部尚书谢庄在给大司马、江夏王刘义恭的信中说：“前时曾启愿三吴，敕旨云‘都不须复议外出’”。(25)谢庄请求去三吴任职，孝武帝称之为“外出”，显然三吴在丹阳之外，即丹阳不在三吴之数。其三，齐末，梁武帝率兵围攻建康，“时三吴多乱，高祖命(萧恢)出顿破岗”。(26)破岗在丹阳郡最东边的句容县。萧恢在破岗防备来自三吴的军事进攻，三吴自然不包括丹阳郡。其四，东晋末期，“东郡既由兵掠，因以饥馑，死者甚重。三吴户口减半，会稽则十三四，临海、永嘉死散殆尽”。(27)郡又称东诸郡、东方诸郡，即建康以东的郡，后面列举的诸郡可证，此外“三吴”与会稽并举。因此三吴不包括丹阳郡，也不包括会稽郡。其五，丹阳说不能成立的另一重要依据，如同王铿所言：“东晋以后，丹阳郡与吴郡、吴兴郡并不接界，不是一个地区。”对此余晓栋反驳说：“王铿先生认为丹阳与吴郡、吴兴并不接壤，而是被义兴、晋陵分割。关于这一点，并未拿出令人信服的资料加以说明……若是真如王先生所说，那丹阳郡在近五十年里难道一直独郡孤悬不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王先生所说是正确的，余先生的辩驳难以成立。“令人信服的资料”是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一看就一目了然，毋庸多说。就扬州而言，丹阳与晋陵、义兴等连成一片，并未“独郡孤悬”。如果丹阳、吴郡、吴兴为三吴，就此而言，丹阳才会“独郡孤悬”。这恰好反证，“丹阳说”难以成立。丹阳与吴郡、吴兴不相连接，是丹阳不属于三吴的铁证。余先生的疏误缘于失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