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走进西夏学专家李范文的书房，迎面墙上悬挂着朱自清的诗句。李范文说，自己从事西夏学研究的经历可以用“刻骨铭心”四个字来概括。

　　满怀憧憬赴宁夏

　　1960年6月，经李范文多次请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所终于批准他调入西夏学的滥觞之地——宁夏。满怀憧憬的李范文打点行囊，踏上了奔赴宁夏的旅途。“在我的想象中，号称‘塞上明珠’的银川不但风光旖旎，景色如画，还有美轮美奂的图书馆、应有尽有的西夏文献，我只要坐拥书城，努力耕耘，便会在西夏学研究领域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李范文说，然而现实中的宁夏却只给了他失落和挫折，“到了银川，见到的古迹只有西塔、北塔、鼓楼、城门和玉皇阁，这里既无研究西夏的机构，亦无任何西夏文献。”

　　李范文空有一腔激情，却无用武之地。到底该何去何从，自己也委决不下：返程回京，无颜见民族所同仁；留下，多年来勤学的藏语、民族学都派不上用场。苦闷彷徨之际，李范文决定先去宁夏师范学院政史系工作一段时间，再定行止。

　　放眼望去，当时的宁夏师范学院院内全是一排排土坯房。李范文同一位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老师同住一间向西的土房，夏天骄阳似火，热得他们汗流浃背。李范文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上贺兰山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学校组织上山捋榆树叶充饥。

　　1962年，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成立，李范文被抽调过去。当时的研究室仅6人，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张镛和工人日报社原社长陈用文具体指导研究工作。张镛的指导方针是：热屁股、冷板凳、搞资料、打基础、十年寒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