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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史刍议
2016年07月11日 09:00 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作者:史金波 关志国 字号

内容摘要:这一时期,民族史学以救亡图存、维护国家统一为基本宗旨,民族史学界坚决回击了各种歪曲各民族历史的分裂言论,并通过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了“中华一体”的共识。关键词:中国民族史/近现代史/史学史/民族史观/史学功能项目成果: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的阶段性成果。④关于“民族”一词,在中国古文献中就已出现,《南齐书》中的“民族”与当前我们使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证明了“民族”一词是中国古文献中固有的词。

关键词:民族史;中国民族;中华民族;史学;研究;民族历史;梁启超;编纂;著作;汉族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自晚清至民国,在国家危亡、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传统的华夷观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新的民族史观逐渐确立。中国民族史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科,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与方法及系统的学术传承方式。民族史的撰述方式开始多样化,既有传统史学的编纂方式,也有新史学的撰述体例。这一时期,民族史学以救亡图存、维护国家统一为基本宗旨,民族史学界坚决回击了各种歪曲各民族历史的分裂言论,并通过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逐渐形成了“中华一体”的共识。

  关 键 词:中国民族史/近现代史/史学史/民族史观/史学功能

  项目成果: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民族史学史纲要”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史金波,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关志国,男,法学博士,北京政法职业学院讲师。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一时期,面对列强的分裂活动,学术界对边疆民族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民族史观、民族史撰述方式,中国民族史学也体现了新的功能。从整体上看,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史作为中国民族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史的基础上,步入了新的发展轨迹,形成新时期的特点。①

  一、中国民族史观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爆发至民国,政治动荡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促使士大夫群体的民族史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传统的华夷观逐渐解体,新的民族观、国家观及世界观开始形成并迅速传播。

  1.传统华夷观的解体

  在历代中原王朝所纂正史及其他史籍中,修史者都从华夏或中国的角度来记述各民族历史,“中国”与“四夷”往往是相对而言的。至晚清,“中国”的内涵发生转变。在接触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强国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开始以新的国家观来看待“中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在地理范围上是指清朝管辖之下的疆域,清廷在外交场合下也认可了“中国”这一称谓。士大夫群体开始从“中国”的角度来撰述民族史,过去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开始成为“中国”之内的民族。同时,以“中国”为单位叙述历史及民族史的著作不断涌现。

  晚清,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华夷观,认为华夷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二者可以互相转换。如王韬《华夷辨》云:“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固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②这是王韬在接触西方先进文化后形成的认识。郭嵩焘甚至更坦率地指出,三代之际,中国礼乐教化发达,“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而今西方国家的富强文明程度远超中国,“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③。

  晚清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大量出版,这些著作的编纂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四夷”观念,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外国史略》《坤舆万国全图》《全地万国纪略》《万国通鉴》等。这些书籍的传播,促使人们在观念上打破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华夷史观,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还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发达的文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国。

  2.新民族史观的确立

  在传统的历史记述中,修史者对民族意义上的人群称为“民”“族”“种”“部”“类”,或称为“族类”“族部”“部落”“四夷”“外国”“藩部”“属国”等,这些表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观念。晚清时期,“民族”一词通过梁启超等学者由日本译介而来,开始在学术著作中出现并逐渐普及。④“民族”一词与当时中国特定的反清、反帝等社会形势联系在一起,并深化了其内涵。经过学界的论辩与探讨,历史上的区别不同人群的表述开始统一到“民族”这一词语上,并出现了“民族史”这一史学的门类。

  晚清,新史学开始孕育,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连续发表了多种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述,主要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分类》《中华民族之研究》等。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开始明确地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区分了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等概念,强调了“民族意识”在民族形成和归属中的重要作用。以“诸夏”为例,梁启超论证了中华族自始是多元结合的观点:“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⑤梁启超认为:“我中华族,本以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⑥尽管他对民族同化的观点和分析并不准确,如他认为:“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氐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⑦但他的论述起到了为新的民族史学奠基的作用。

  民国建立后,“民族”不再是历代的四夷或清代的藩部,开始作为平等的政治单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五族共和”、民族平等观念在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中得到倡导和落实。同时,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影响,也促使当时的学术界从构建“民族历史”的角度来增强中国凝聚力,以防止国家的分裂。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族进化史观,他说:“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也。”⑧林惠祥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中说:“中国诸民族之主干实为华夏系。”“华夏系不特为今汉族之主干且亦为全中国民族之主干。”⑨

  3.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史学研究之中,这也影响了当时中国民族史的撰述与研究。如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具体的民族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先后在《甲寅》上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文章。⑩

  经过官方与学界的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论证自身在中华民族解放中的作用,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国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谁要想取消共产党,就如同谁要想取消革命的国民党一样,都是违反历史发展的笑话奇谈。”

  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生活着回、蒙古等民族,这些民族对边区的政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重探讨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1938年底,西北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组。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以之为指导开展了回族、蒙古族的研究。1940年,研究室编写了民族问题丛书,包括《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社会经济》等。1941年,《回回民族问题》在延安出版,该书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将回回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看待,考察了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7年,吕振羽著《中国民族简史》(大连大众书店,1947),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考察民族史的专著。(11)吕振羽在书中表明其为解决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问题而研究民族问题,严厉地批判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平等。该书着重撰述了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以及维吾尔族、罗罗族、唐古特族、苗族、僰族、黎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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