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西安讯（记者 陆航）6月12日，陕西师范大学举办李锦绣工作室揭牌仪式暨学术工作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锦绣受聘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李锦绣作了“天涯舶来：‘波斯胡’与唐代的海外贸易”的学术报告，来自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名青年学者同陕西师范大学各研究单位的60余位师生参加报告会。

　　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了大量萨珊银币，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银币的数量和分布地区看，西北多，东南少，分布极不平衡。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在波斯人“海上丝绸之路”入华第一站的岭南，却没有一枚萨珊银币被发现于唐代遗址、墓地及窖藏中，这一现象成为唐史研究的难解之谜。

　　李锦绣通过分析1989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沣登路南口（唐金胜寺遗址）的波斯“伊娑郝银铤”铭文，以图片的形式介绍银铤形制从唐代到清代的演变，结合唐代财政政策和岭南地区的货币经济状况，对萨珊银币在唐代岭南的去向提出推测，探讨了唐代海商遗产法、唐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唐与波斯的海上交往史。

　　我国古代用金银作为货币的传统由来已久。汉代许慎注《淮南子》说：“铤者，金银铜等未成器铸作片，名曰铤”。解释了“铤”指的是金属材料尚未进行冶炼的坯料，大致为长条形。由于贵重金属自身就有比较高的价值，所以“铤”能够直接作为储藏和大宗贸易支付使用。通常银铤也可以作为标准计数单位，一铤的重量为五十两。

　　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在唐代有一片宽阔的银币贸易区，在这一区域内萨珊银币具有货币功能，该区域涵盖了陆上丝绸之路从新疆到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而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波斯银币，被改铸成为银块或者银铤用于流通，则直接进入白银贸易圈，从而失去了作为货币的作用。李锦绣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揭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中外国银币的南北差异。

　　“伊娑郝银铤”是波斯商人伊娑郝的遗产。伊娑郝于大历末、建中初在广州身死，其资产三个月内无亲属认领，被广州官府没收，由负责广州外贸管理的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将其进献上供给皇帝。“伊娑郝银铤”的铭文“岭南监军、市舶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金鱼袋，臣刘楚江进”不但补充了一个新的岭南市舶使人选，而且为安史乱后岭南监军兼市舶使说提供了实证。李锦绣通过大量的古代文献分析，阐述了唐代海商遗产法的演变过程，从最初的无严格管理制度，经过一百年左右时间最终完善的遗产法出台，唐代海商遗产法的演变与唐代海外贸易的日趋兴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李锦绣介绍了节度使和市舶使在唐代海外贸易管理中的作用。她认为，唐代海外贸易由广州节度使和市舶使两套机构共同管理。伊娑郝银铤上岭南节帅的署名，体现了唐代海外贸易由岭南节度使和市舶使的二重格局中，管理海外蕃舶以岭南节帅为主，市舶使为辅。

　　波斯与唐代的交往除了通过陆路进行以外，海路也是重要的交往通道。在唐代，广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城市是重要的通商口岸，在波斯与唐代的海上商贸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出土文物以及古代文献资料也已经证明，波斯与唐代的海上交往尤其是商贸往来是非常密切。李锦绣提出，唐代波斯、阿拉伯商人携带的银币，进入白银货币化的岭南地区，纳入了岭南以白银重量计量而不是以银币数额计量的价值体系中。在岭南的货币背景下，波斯银币和岭南的散碎银块没有区别，因而像伊娑郝携带的银币一样，波斯银币在岭南最终被熔铸成铤状、饼状的银铤或银饼。不论纳入官府还是流落民间，波斯银币在岭南都丧失了其本来面目，与岭南地区生产、交易的白银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了。这正是迄今为止无法在岭南地区发现唐代窖藏、埋葬的波斯银币的主要原因。唐代金胜寺遗址出土的伊娑郝银铤，正表明波斯商人携带银币被改铸成流通的银铤的事实。如果不是银铤上的铭文，伊娑郝携带银币入唐交易的历史，将永远不会被揭开了。沿海陆入唐的波斯银币，也就在被改铸为银铤、银饼、甚至银块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本身的色彩，以致在岭南湮没无闻，无法寻觅其本来踪迹了。幸而有伊娑郝银铤上的四行铭文，波斯银币在岭南被熔化、改铸的历史，千百年后，才能被重新揭示、复原出来。

　　据悉，李锦绣工作室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重点建设的学术平台，工作室将围绕李锦绣研究员的学术旨趣和研究领域，重点展开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青年学人培育计划”，致力于增进青年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提升本科生的培养质量；第二，搭建“古典语言教学与研究平台”，整合古汉语、西夏文、回鹘文、拉丁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等学术资源和团队，展开教学与研究工作；第三，系列研修计划，举办一系列前沿、高端的学术活动，如高端论坛、学术工作坊、研修班或系列专家课程等，促进人文科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