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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通史精神别具民族特色
2020年05月22日 09: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杨艳秋 字号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辨正扬弃,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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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确立时期,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荀悦《汉纪》为代表的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和编年体断代史著作都出现在这一时期。由于班、荀断代史彰显了“尊汉”宗旨,更适合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因此并驾齐驱,“角力争先”,代不乏作,通史著述则显寥寥。直至南朝梁武帝时,命吴均纂辑《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出现了明确以“通史”署名的著作。自此,通史之作“源流渐别”。唐德宗年间,杜佑纂成《通典》,叙述上起黄帝下至唐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变迁,开制度通史的先例。

  编年体通史之例,则创始于北宋司马光。他主编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南宋绍兴年间,郑樵撰成《通志》,这是继《史记》后流传下来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唐宋时期的通史撰述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很大成就,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称:“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元马端临仿照杜佑、郑樵之作,又撰成另一部典制体通史——《文献通考》,与《通典》《通志》并称“三通”。明清时期,“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又接续编纂,中国史学形成了通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刘家和先生有《论通史》一文,其中所论,中国的“通史”撰述源自先秦反实质倾向、具有“变通”思想的通史意识。而西方史学中,实则不以“通”名史,其普世史传统是一种实质主义。因此,中国通史撰述中贯通古今的学术思想孕育出的通史精神,为中国所独有,别具民族特色。

  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史记》以纪传体方式通记远古至西汉的历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创立了通史的典范。这里的“通古今之变”蕴涵着三层意涵。

  一是在时历古今的体例层面,贯通古今。《史记》的叙述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对华夏民族3000多年的历史进行了整体考察。

  二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过编纂史料、考证史事,以及前后相联系的历史事件,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变,探讨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论述周朝兴起至秦亡的历史:“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论述了因政失其道带来汤武革、《春秋》创编、陈涉起义、嬴秦灭亡等历史形势变迁。

  三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承弊通变”。亦即追溯帝王兴起事迹的本源,考察它的终结,总结历史的经验,以改革时弊。本着这样的撰述意识,司马迁在繁荣的汉武帝时代,看到“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现实,写出了富豪兼并,宗室公卿奢侈无度带来的社会危机。这一精神具有很强的当下意识和借鉴意识,也就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述往事,思来者”“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思想层面上基本确立了中国史学的通史传统,为历代史学家所继承和发展。杜佑《通典》将这一思想发展为“酌古通今”,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意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也是这一精神的延续。“通古今之变”可称是中国通史精神的实质,施丁先生因此明确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

  会通之义大矣哉

  南宋史学家郑樵主张“会通”,他在《通志总序》中写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下,然后八荒无壅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郑樵提出,“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同天下之文”,这样才“能极古今之变”,强调了汇总天下文献,会集历史资料并作长时段的贯通之意。

  “会通之义”也体现为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及其贯通性的动态变化。郑樵认为孔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说的就是历史发展的“相因”之意。他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失去了史书编纂的“会通之道”。他指出“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因而损益失当,造成一帝数纪,一人数传,世世作《天文志》,世世序《五行传》的烦琐文字。截断历史,还会造成“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礼乐自为更张”,无法弄清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和政治主张的变迁。这一思想也被此后的另一位撰写典章制度通史的学者马端临所继承,他在《文献通考》中主张“会通因仍之道”。

  通史家风

  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释通》《申郑》及《答客问》上、中等篇,对“通史”之“通”作了较为明确和深入的阐述,涉及“通”的含义,编纂通史的利弊,通史编纂的标准等内容。他在《申郑》中,盛赞郑樵《通志》:“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提出了“通史家风”的概念,其意蕴内涵包括通的宗旨、通的要求、通的标准三个方面。

  一、通的宗旨。章学诚认为,通史的“通”不能仅仅体现在标题上,汉代《白虎通义》、应劭《风俗通义》的“通”与杜佑《通典》的“通”有截然不可混淆的地方,不能只看名称,而是必须思考“通”的宗旨。章学诚认为“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意即沟通天下原本不相通的事物。这种沟通可以通过义例来实现:“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

  二、通的要求。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横通》篇中有一段对“通”的描述:“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将能“通于大道”作为“通”的最高要求。而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史书必然是“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著述。

  三、通的标准。即别识心裁,成一家言。章学诚推崇《春秋》家学,强调通史是专门之业,通史作者必须要有创造精神。他认为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骕《绎史》等采集摘抄经传之作,虽然记载从古代今,但只能称为史书汇总,不能称为通史。他称《史记》为“史迁绝学”,认为其“创例发凡,卓见绝识”,为《春秋》后第一人。他赞扬郑樵的《通志》,也是因其别具创建,“卓识明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

  继承通史撰述传统

  近代以来,随着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传入,通史撰述的宗旨、内容、方法,乃至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与此同时,通史撰述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条件下被继承和延续。

  20世纪,宣扬进化史观的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李泰棻、刘师培、吕思勉、缪凤林、邓之诚、张荫麟、钱穆,以及主张唯物史观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尚钺、郭沫若、吴泽,等等,都对中国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贡献。

  在新史观的指导下,通史精神由求道转向对事物内在关系、法则和规律的揭示,撰述形式由传统的编年、纪传、典制、纲目、纪事本末等史体转向以章节体为基础的多种体例交互并用,撰述的内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对世界、对民族、对中外关系的认识。

  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则自成一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辨正扬弃,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指出通史所要完成的任务:“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白寿彝编撰《中国通史》,他在“导论”中主张“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他创制的“新综合体”吸收了纪传体、典制体等传统史书体的优长,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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