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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与断代史编纂的两项命题
2020年05月22日 09: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其泰 字号

内容摘要:通史与断代史编纂应如何推进和创新?探讨这个课题,需要具备一种超越“惯性思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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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史与断代史编纂应如何推进和创新?探讨这个课题,需要具备一种超越“惯性思维”的智慧。理由很明显,通史和断代史作为两大领域,长期被区分开来对待,以至使人忽视了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实则,既然通史与断代史是最受读者重视的两种史著,那么其著史的要领就绝非互不相干,而是互相贯通、相辅相成。换言之,在治史理念上,在观察史实的视角与要求上,在再现客观历史的方法上,必然有其相通之处。实现对“惯性思维”的超越,我们将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二者联系起来考察,能够激发灵感,总结出以下两项有理论价值的命题,以推进新时代的历史编纂工作。

  通史的成功撰著

  有赖于坚实的断代史研究

  通史著作必须依赖对诸多断代做深入的研究,才能讲清楚历史的因果演变,再现历史中珍贵的创造和活跃的生命力。因此,对各个断代做深入的研究是成功的通史撰著的根基。一部通史佳作必定要做到,一要达到上下贯通,能够把握和讲清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的大格局、大趋势、大关节。二是研究务必深入,要达到将各个重要历史阶段的主要事件、制度、人物等作具体清晰的记述,并且尽可能生动。

  我们可举出被誉为“信史家之极则”(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条)的《史记》为例证。司马迁《史记》有两大成功。其一,他明确提出并且实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非凡目标。《太史公自序》中申明在全书总体上要做到“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殷本纪》以下各篇本纪的记载,均做到提纲挈领,又通过各篇篇末精彩的议论,揭示出朝代盛衰的原因和深刻的历史教训。如《周本纪》,就被清代学者丁晏称赞为:“煌煌大篇,叙次秩然有条理。”(《史记余论·周本纪》)与本纪相配合,《十二诸侯年表序》等各篇表的序,又精当地概括历史盛衰大势。八书更是通贯记载有史以来各项典章制度。

  其二,“通古今之变”又是建立在坚实的对各朝代历史的记述之上,这是《史记》成功的重要奥秘;如果不是这样,对各个时期的历史未达到深刻了解而去写“通史”,那就必然流于空泛,大而化之,这样的著作更谈不上具有特色。以《史记》记载秦的历史的成功经验为例,《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系统记载大事。《秦本纪》详载秦由僻居西方的小国,因历代有作为的君主苦心经营,而成帝业;《秦始皇本纪》则记载秦如何统一六国,深刻地总结秦朝结束六国分立局面的功绩,以及其后因不行仁义而骤亡的历史教训。以此为纲,司马迁又成功地写了多篇人物列传,包括司马穰苴、商君、白起、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尽力展现有关秦朝多角度、多层面的历史。其中《李斯列传》篇幅最长,内容丰富,司马迁设立此传的目的,即以此与《秦始皇本纪》相配合,完整地写出秦皇朝为何由成功的顶点,经由赵高、秦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故明儒钟惺中肯地评论说:“太史公言秦用李斯,二十年竟并天下,而于秦亡关目紧要处皆系之《李斯传》。”(《钟伯敬评〈史记〉》)如果将上述司马迁对秦朝历史的翔实记载恰当地加以整合,就能成为一部秦史纲要。司马迁记西汉历史所下功夫犹深,白寿彝先生指出:“《史记》专记汉史者有六十二篇,并记前代及汉代者十一篇。”“《史记》写得最精彩的地方,是在汉史。”(《白寿彝史学论集》,第720页)这些出色的篇章,极具广度和深度地记载了自刘邦立国、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到文景之治、武帝盛世的历史,绘制了有关西汉政治、经济、军事、人物活动、社会情状全方位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记忆。正因为有断代史提供了如此坚实的基础,《史记》这部通史巨著才成为传统史学的楷模。

  断代史的成功撰著

  必须贯彻“通史精神”的指导

  断代史的撰著有其特别的要求和优势。《汉书》是传统史学断代史中的杰作,刘知幾对其特点有过精当的概括:“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六家》)撰著者在一代起讫的范围内,组织了丰富的史实,叙述井然有序,这是断代史著作取得成功的第一个要领。

  第二个要领是,成功的断代史必须贯彻以通史精神为指导。历史的发展古今相联系,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必须放眼其上下,才能看清历史演进的趋势;而且,一个朝代的制度、学术、风俗等,也必须从古今纵贯的联系中才能正确认识其由来,评价其地位。班固恰恰以此作为撰著《汉书》的一项指导思想,这是《汉书》成为名著的重要原因。《汉书·叙传》中揭示其著史宗旨就明确提出“通古今”的要求,这在《汉书》十志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刑法志》记载的内容并不限于西汉一代,开头即叙述刑法的起源,上古时代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一方面制定“礼”,确立尊卑等级,另一方面制定“刑”,以表示威严和处罚。然后叙述历代刑法的演变,周代“建三典,行五刑”,春秋时有郑子产铸刑鼎等,秦朝更“专任刑罚”,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而在主体部分记载西汉各个时期刑律的制定和各种议论以后,篇末又一直论述到东汉初年,虽然政治清明多了,但刑狱不公仍未彻底解决,“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

  正是由于班固自觉地贯彻“通古今”的宗旨,因而使《刑法志》撰成记载翔实系统,兼具深刻思想性和鲜明批判性的出色篇章,并为后人提供了一部中国刑法史的雏形。《汉书》十志“通古今”的特点也为后代史家树立了典范。

  在继承中创新开拓学术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学者们自觉地继承传统史学的精华,吸取时代智慧,在通史与断代史编纂上都有许多出色的创造。譬如,范文澜在延安版通史的基础上,又以十几年时间进行补充和改写,撰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四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全书之前有近5万字的“绪言”,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贯穿全书的理论指导。在以后各编中,著者对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作了详细、深入的探讨,为这部通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如对唐代的论述场面广阔、内容翔实,设置了八节分别论述政治、经济、与四方诸国的关系、藩镇割据、农民起义等,又以7万余字大篇幅论述吐蕃国、回纥国、南诏国的历史。著者又从佛教、禅宗、儒学、道教、百花盛放的唐文苑等八个方面讲述唐代文化,其中仅论述唐文苑和“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两节,就分别写了约3.5万字和3万字,堪称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美不胜收!正由于对各个时期的历史都做了丰富、翔实的记述,才保证了范著广受读者欢迎,累计印行达几百万册。

  两个命题的讨论还可以引申到专史领域。专史领域实际上也有通史式与断代史式两种类型的史著,两个命题在这里应该是同样适用的。下面就断代式专史必须贯彻以通史精神为指导,谈点个人体会,向大家请教。我撰著《清代春秋公羊学通论》一书时遇到一个难题:本书的主体内容是论述清代公羊学说的演进,但是如果机械地理解断代的“断限”,只局限于论述清代,那么清代公羊学的源头和精义就无法讲到。公羊学阐释《春秋经》的“微言大义”、倡导“变易”“改制”和“拨乱反正”,以及“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等基本命题,都是在战国和两汉时期形成,并且曾在西汉盛行于世,若书中不讲清楚这些问题,那么要让读者弄懂公羊学在晚清能够“复兴”,并与社会局势相激荡而演出一幕幕活剧,就失去凭借。为此,我确定这部书必须做到“贯通上下”,于是特意安排了第一章“一份独特的哲学遗产”,分为三节,论述《公羊传》的精义和董仲舒、何休的贡献。以下的主体部分论述清代乾隆末年庄存与揭起“复兴”序幕,至刘逢禄张大旗帜,龚自珍、魏源加以改造、发展,到戊戌时期康有为锻造成为维新运动的理论纲领,公羊学说再度风靡海内。这样,避免因刻板划定“断限”而割断前后历史联系。读者对此才能感到顺理成章,有序展开。最后又设立“公羊学与晚清新学”一章,讲以公羊学为“中介”,推动了20—21世纪之交新思想的传播。全书固然属于公羊学断代史,实际上又寓含了公羊学通史的意蕴。至于这样做是否有当,则要敬请专家和读者评正。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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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其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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