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考古史上的大事。整整三十年后，7月18—19日，来自海内外的学者相聚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参加“三星堆与世界上古文明暨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三星堆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联合举办。

　　不断刷新认识的“后祭祀坑时代”

　　三星堆遗址，如同一部无字“天书”。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开创了四川考古的新时代，带给学者以无穷的惊喜、谜团和猜想。

　　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评价：“埋有大量极具特点的珍贵文物的埋藏坑，其中包括一件两米多高的铜立人像、一米多宽的突目人面铜器（青铜纵目面具），使距今五千年前的原始文化与距今三千多年的古蜀、古广汉文化更清晰地连接起来。”1987年，他对四川的考古学者们讲道：现在已经抓住了蜀中考古的生长点。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说，没有祭祀坑的发掘，就没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今天。祭祀坑发现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进入“后祭祀坑时代”。三十年来新的发掘，不断刷新着学者的认识。

　　比如，2001年，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以后，学者曾认为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现之后，随着金沙的崛起并成为古蜀国的新中心，三星堆城址即废止并迅速衰落成一个普通聚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近年已发现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聚落规模、遗物数量和遗存等级远超以往的认识。因此，在祭祀坑之后为期不短的时间内，三星堆遗址仍是古蜀国中心聚落之一，三星堆与金沙曾“双星同辉”。

　　重审三星堆文明的“三个维度”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学说中，三星堆遗址曾是西南地区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高大伦认为，可从长度、宽度、高度三个维度对三星堆文明做出评估。他表示，在“长度”即三星堆遗址的时间跨度方面，碳14测年数据显示，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800—2600年，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年之久；在“宽度”即其文化辐射所达到的最远距离方面，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力东达三峡中的西陵峡，北至汉中、宝鸡，南到汉源、宜宾、土城、感驮岩，甚至远到越南北部的永福省；在其文明的“高度”方面，三星堆一期与全国大约同时期的红山、良渚、石家河相比，是最大的中心聚落，三星堆二、三期与全国同时期的二里头、盘龙城、殷墟相比，在若干方面和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如艺术造型、大型器物铸造、黄金的锻打利用等，甚至还超过了中原。

　　三星堆文化曾受到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在古蜀文化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研究员王方表示，正是二里头文化的西渐，从根本上影响与改变了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固有的文化面貌，从而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和之后的金沙文化。

　　长江、黄河流域各有其文化传统。在商王朝早期发生了一次文化扩张，两条大河流域之间出现了一场青铜文明的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唐际根认为，长江流域的遗址在这场“对话”中进行了技术和器用的选择，如放弃了觚、爵和斝，选取了尊和罍，又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信仰体系加以改造和创新，如产生了大型的铙、动物形器等。这一对话改变了长江流域的文化生态，开启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新时代，又反哺黄河流域青铜文明，集中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三星堆的青铜文明是典型案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