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现了陶寺尧都遗址之后，《世本》关于“尧造围棋”的真实性问题，就提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尧造围棋”说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沧桑，广泛流传，不仅国内从艺者众多，而且风靡五大洲，蔚成影响遐迩的典雅文化。搞清楚“尧造围棋”的真实性和起源地，既可以确认和保护我国的民族知识产权，又可以促进多元文明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同时也是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关于“尧造围棋”的可信性

　　《世本·作篇》云：“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这是我国最早记述围棋起源的历史文献。晋张华《博物志》、南宋罗泌《路史·后记》、元《玄玄棋经》等书也曾谈到“尧造围棋”，当属后人的传抄附益。由于过去尧舜皆被当作史前传说人物，认为“尧造围棋”不靠谱；还有的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社会分工和文明均处于初始状态。在那种社会条件下，要创造出体现较高智慧的围棋来，难以使人置信；加之受“疑古派”的影响，更没有发现支持尧造围棋说的出土文物，因此持质疑乃至否定此说的人还是相当多的。笔者认为要拨开“尧造围棋”说的历史迷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伟大成果，使唐尧走出了“疑古”时代，从传说走向信史

　　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在山西临汾陶寺村发现了史前人类生活遗址，考古界称为陶寺遗址。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工作队，对陶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山西·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全面介绍了陶寺遗址37年来尤其是近1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与部分研究成果：陶寺遗址的大城是中国史前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兴建与使用年代为距今4300—4100年。王巍说：“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的年代、地理位置、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吻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如此契合。后世历史文献记载、当地民族志资料、地名甚至方言等，也都指向尧都在临汾一带。”考古发掘研究表明，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陶寺为文献记载的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正成为信史。这就给我们讨论“尧造围棋”的真实性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2.《世本》关于“尧造围棋”的记载可信度比较高

　　关于《世本》，陈梦家考证，该书“盖战国末赵人所作，其书成于赵政称帝前十余年”。据现代学者研究，大约在战国末年，有人以当时各国的《世》为依据，合编为一书，即《世本》。该书经过刘向校订，刘向校订之后，东汉应劭、宋衷，魏宋均做过注释。《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到宋代后期失佚，南宋高似孙始为辑佚，清代有辑佚者十家，惟钱大昭、洪饴孙二家不传，其余八家辑佚成编，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本八种》。

　　我们说《世本》的记载可信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一是《世本》来源有本，内容有据。虽然成书较晚，但其中有些资料来源很早。《国语·楚语》谈到用九类典籍教育太子，其中有《世》。各诸侯国的《世》名称不一，或《史》、或《乘》、或《春秋》、或《梼杌》等同属于这一类，这些构成了《世本》内容的来源。

　　二是司马迁修《史记》对原有资料甄选十分严格，“其文不雅驯”的不用，未经“深考”的不用，“儒者不传”的不用，只“择其优雅者”。他“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等写成了《史记》，说明他认为《世本》是有历史价值的。

　　三是王国维依据当时见到的甲骨资料，结合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史记·殷本纪》，考证卜辞中的先公先王之名，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从而证明了“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进而他得出结论：“《世本》、《史记》之为实录，而得于今日证之”。

　　四是司马迁采用《世本》等书所写的《夏本纪》，和后来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的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代世系基本相同。

　　由此及彼，《世本》关于“尧造围棋”之说可信度比较高。

　　需要指出的是，有人说“《世本》的记载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相信”，但是又认为“尧造围棋”是古人出于“圣人作之，凡人则之”的恭敬说法，围棋并不是由尧个人发明的，而是围棋诞生在尧舜时代。其实并不尽然。《礼记·学记》中所谓“能为师然后能为长”，氏族或部落中有经验、有技能、有勋劳之人，多被推举为首领。

　　3.关于尧造围棋的起因

　　有关中国围棋的起因，说法很多。我们认为，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应从围棋产生的时代背景、内涵意义、宗教意识和社会作用等方面来探索围棋的起因。

　　围棋是一门模仿军事斗争的实用艺术，尧舜禹时期已经进入到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军事民主制”。马克思认为，“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就是说，那个时期既已军事组织化，又仍为原始民主制。五帝时期的历史正是这样。五帝之前，部族战争很少而且战争主要为争取生存、血缘复仇，五帝以来部族战争的目的既为争夺生活资源，也表现为以华统夷，扩展华夏势力，这种战争有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从黄帝开始这类战争逐步增多。《商子·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从文献记载来看，唐尧确实针对部族战争的新形势新特点，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斗争策略，即除武力以外，还施行“教”“抚”“怀”等手段，战争的结果“服南蛮”“万民皆喜”。据《世本》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仅华夏族就有17姓、835个氏族、147个属地，形成了以庆都邑为中心，畿服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周流五岳，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南抚交趾，北怀幽州”，包举九州的局面。这种以军事为主、综合施策、战抚互用、攻心为上的斗争策略，也正是围棋的真谛。因此，与部族战争新特点有着内在有机联系的围棋便应运而生，走上了历史舞台。

　　东汉班固在《弈旨》中说：“（围棋）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指明了围棋对君王的军国政务的密切关系，唐尧作为军事民主时代的军事领袖，围棋这种模拟新式部族战争的思维方式在他的脑海中萌生，在他的思维指导下研发出来就不是偶然的了。李松福先生在《围棋史话》一书中曾形象地推测：“在已经出现部落战争的尧舜时代，在研究作战的会议上，可能就有人画图，用石子代替士兵，部署兵力。这种形象地表达个人意见的做法，后来被一些人模仿，创新为一种游戏，这就是最原始的围棋活动。”这种推测虽如粲花之论，却也深切著明。如今我们有理由说，唐尧之所以在一系列的部族战争中开疆扩土，与他发明围棋不无关系，而且他的围棋思维也为后来的兵圣们的兵法著作开辟了先源。

　　古往今来，主流的看法是把围棋与战争军事紧密联系起来：汉刘向《围棋赋》说：“略观围棋，法于用兵”；东汉桓谭《新论》指出，“世有围棋之戏，或言兵法之类也”；马融《围棋赋》亦称：“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关于围棋的这些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先贤们睹影知竿的卓越智慧。

　　4.唐尧发明围棋的主客观条件当时已经具备。

　　从围棋的理念、内涵、图谱、规则、设计、制作诸方面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来考察，唐尧时期已经具备。

　　一是具备一定的领导部族战争的政治、军事能力。

　　二是具备相应“数”的概念、抽象思维和朴素辩证思想。《孟子·告子上》云：“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丁开明指出：今古学者一致认为，这个“数”指的是数学，“小”是简单的意思。关于数的产生，唐尧时期“十日并出”，据此陈久金说：“十干产于尧时，是确有道理的。”冯时又进一步说：“十干实际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十进制体系。”由此而论，唐尧时期应该已经发明了十进位值制的进位方法。《史记·律书》云：“数始于一，终于十”。郭沫若说原始社会“数始于手”。十进位值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它使数序功用更便于统合，数字计算简单化了，当然使尧造围棋的设计就更为方便易行了。

　　把部族战争的具象转换为围棋的设计，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余西云认为，远在裴李岗文化时代，“随着房屋建筑和村落的出现，文字、数学、几何、测量、规划和工程也开始起步。贾湖遗址出土了多个刻画符号；与龟甲伴出的石子，大多8个一组。这不仅表明其产生了数的概念，可能也表达了一定的抽象哲学思维。裴李岗时代既已如此，何况尧舜之时？

　　三是需要掌握相当的天文知识。古人认为围棋的棋盘为方形，代表地，棋子圆形，代表星座。《后汉书·天文志（上）》云：“《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形成于下，像见于天’”这是说围棋的发明与天文知识有一定关系。我国古代的天文知识是最发达的学科之一，是与占星术一道发展起来的。因为一是要“敬授民时”以解决生民衣食之需；二是观天象吉凶之变，知政之得失。所以天文“圣王所以参政也。”《晋书·律历志下》说：“明天时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 《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左传·襄公九年》、《左传·昭公元年》两次谈道：“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日阏伯，季日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唐尧）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因是。”可见唐尧时代天文观测的发达和对天文工作的重视。

　　四是必备的几何设计和制作能力。前面已经谈到贾湖遗址“与龟甲伴出的石子，大多8个一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429号墓是两女与两幼女合葬墓，随葬品中有785个骨珠。

　　要把面、线、点、格，按着围棋的理念作成几何形的棋盘，需要综合思维。城邑出现于6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证明古人早就掌握了画圆、方、直线的技能。同时渔网编制技术与棋盘有许多相似处，并且相互还存在某种演变关系。容城午方遗址的午方人生活在古白洋淀附近，以渔猎为生。“午”字甲骨文为纺锤形，有人说午人得名于纺锤。午方人与尧母同属于炎帝神农氏的裔支，纺绳结网是他们的祖传技能。

　　综上所述，尧造围棋是适应当时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需要而研发的。它凝聚了当时人文社会的最高智慧，是人类历史前进的产物，是社会文明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

　　二、关于尧造围棋所在地域的问题

　　陈明源《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历史名称录》云：望都和唐县历史上曾经都叫过“庆都邑”，这与尧母有关。东汉王符《潜夫论·五德志》和《帝王世纪》等文献都说唐尧的母亲名“庆都”，古庆都邑由此而来。地名的起源很早，古人讲究“辩正方位，表奠山川，以立民极。”《尚书·吕刑》孔颖达疏：“山川与天地并生，民应先与作名。”远在氏族部落时代，凡是豪健或者功勋卓著的人物，往往以他的名号作为生活所在地的地名。《史记·秦始皇本纪》七年“攻龙、孤、庆都”，表明在秦始皇时代庆都邑还存在。

　　1.唐尧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望都、顺平一带

　　古庆都邑是唐尧先期的居地。保定五帝文化资源特别丰厚，许多县名、地名、山名、河名都与五帝有关。郭沫若、徐旭生、常征、何光岳等许多大家都持这种观点。最近，王震中发文说：“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转移，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也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二唐城条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徐旭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早就指出：“我相信陶唐氏的故地应该是在今河北省唐县望都一带。”“现在唐县望都以至于行唐县的得名，全与陶唐氏有关。”笔者1982年在《河北大学学报》发表的《浅谈唐尧氏》一文还重点论述了河北龙山文化与唐尧氏活动的契合关系，不赘述。

　　《古今地名大辞典》云：“尧初居陶，后徙唐”，故称陶唐氏。此说流行很广，《辞海》也同此说。都是本自《史记集解》所引的韦昭注：“陶唐皆国名，犹称殷商矣”。我们认为此解有误，理由有三：

　　首先，不能把“陶”理解为地名。在氏族部落时代，有以职业分宗命氏的习惯，陶唐氏在当时的制陶技术相当先进，而制陶业在当时又是举足轻重的行业。因为他们擅长制陶器，故被尊称为陶唐氏。

　　其二，唐之《广韵》、宋之《集韵》、明之《正韵》都说“尧”通假“陶”。《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君子陶陶”，《礼记·祭义》“陶陶遂遂”，释文皆读陶为“遥”；舜臣咎繇，或作皋陶，读作“尧”；山西平遥县，《汉书·地理志》本作平陶。这些都是“尧”“陶”同音之证。

　　其三，即便确如韦昭所云陶是地名，唐尧也不是初居陶。《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蒲州河东县在山西昕水河上游，属于临汾地区。

　　综上所述，正如常征所概括的：“尧族发祥地不在定陶，不在成阳（雷泽），也不在《禹贡》黄河以外的任何地点，而是在今北太行东坡和东麓的完县（顺平）、望都、唐县、定县（定州）一带。不仅尧族自身如此，就是其父族和母族也曾是此区的氏族部落。”

　　2.唐尧南迁的原因

　　唐尧为什么南迁呢？这是因为洪水泛滥所造成的。《尚书·尧典》云：“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夏本纪》云：“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面对灭顶之灾的洪水，唐尧听从四岳的建议，使鲧治水，九年不成。洪水依然为祸于百姓。后舜又委派禹挂帅治水。《夏本纪》说：“禹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又经过了十三年才治水成功。孔子说过：“微禹，吾其鱼乎！”从《水经注》到清代的《禹贡锥指》、《水道提纲》等重要的河渠著作都承认确有其事；近现代以来，学界一般持肯定意见。徐旭生说：“传说中所谓的尧舜禹时代，中国曾经过一次很大的水患，这许是可能的。”就连疑古派的主将顾颉刚也认为洪水传说有其产生的背景或某种现实的依据。

　　二十一世纪初，山东宁阳出土了一件青铜器（遂公盨），铸造于2900年前，上面有98字的西周铭文。铭文文辞和体例与现有《尚书》等古文献十分接近，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刊木”。铭文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前了六七百年！李学勤认为：它涉及古代史，与古书上的记载完全一致，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上述说法是有根据的，《大河之南（下）》说：2001年1月，“河南省地质科研所利用电子遥感设备在河南浚县发现一处古黄河自然堤遗迹。浚县为古黄河流经之地，该遗迹位于县城大伾山东侧，据《汉书·河渠志》记载的黄河大堤约15.5公里，残存长度约25公里，寛0.5公里，接近南北走向。根据史志考证，此处应为《尚书·禹贡》记载的黄河遗址。这一发现为研究大禹治水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另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容成氏》记载大禹治水时“亲执枌耜”“乃通黄与易，东注于海。”这里说的“黄”是指黄河，“易”是指的易水。这就证实了洪水泛滥区域是在古黄河的下游。史书说“大禹治水自冀州始”，实际就是从古庆都邑所在地区开始的。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有其相对稳定性，所以“尧之时”的洪水泛滥不会是一朝一夕的。许多人解释鲧治水失败的原因，都说所用方法不对，不应用堵的方法，而应疏导。其实疏导也非易事，面对海水逆行，陆地大水汪洋，“九州淤塞，四渎壅闭”，往哪里疏，排向何处！在手无寸铁的时代，别说9年，恐怕更长时间也难以奏效。史书上说大禹治水“摩顶放踵”，“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因劳累而至“偏枯”。处于水深火热的灾民们家园泽国，既看不到灾情好转，又得不到应有的救助，只有实施迁移。再加上黄河中上游灾年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情况更好。唐尧不无无奈地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政治中心——庆都邑，绝裾而去。

　　3.唐尧在古庆都邑发明了围棋

　　其一，张宴在《汉书·地理志》中山唐县条下注曰：“尧为唐侯国于此，后为天子都平阳。”此种说法颇为流行，但是是不对的。因为从《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看，唐尧是在洪水之前就已经称“帝”而非“侯”了。之后禅位给舜，由舜代理天下，舜命令禹继续治水。估计唐尧是在禅让之后开始南迁的。这时唐尧已进入高年，而且迁徙并不是直达目的地的，可能经过了若干年的跋涉，在路途中发明围棋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到临汾发明围棋的可能性也不大。新到一地，经纬万端，琐事冗杂，急务缠身，岂能缜密运筹围棋乎？而且，本来已经具备的条件因为搬家而可能部分丢失。所以说，只有在古庆都邑洪水泛滥之前，如史书所说的生活比较常规，社会治理比较有序，脚跟站得稳，能集中考虑部族战争的时候，才有精力研发围棋。再者，如果按《韩非子·说疑》、《五蠹》和《帝王世纪》之说，唐尧到新的驻地后，与舜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结局是“舜囚尧于平阳”。唐尧在平阳造围棋几乎更是不可能的。

　　其二， 自生民以来，我国天文学起源尚矣。前面提到唐尧母子就是天文专家。天文中的二十八宿在《尚书》和《夏小正》出现过。冯时认为：“二十八宿体系的建立年代无疑应该追溯的更早。”“箕”星是二十八宿之一，《淮南子·天文训》“星部地名”中说，箕星对应的地区为燕。前面提到棋、箕通假，箕星星座像棋盘，庆都邑又属燕地。唐尧母子学际天人，箕星的得名可能与唐尧母子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正所谓“形成于下，像见于天。”燕为地名很早，源于东夷族的鸟图腾，燕（匽）、赢、子、风（凤），生活在燕山一带，以燕图腾名地。

　　陶寺遗址的起止年代距今约4300—3900年，也就是说大约4300年前后唐尧经过南迁到达平阳，前面已经充分说明唐尧发明围棋应在此以前。《纲鉴易知录》说唐尧在前2357年“践天子位”，地点应在庆都的唐邑（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第9页；辽宁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地图》第14页）。前2297年洪水为患，咨四岳举鲧治水，到前2289年治水不成功。前2288年“征虞舜登庸”，前2286年舜命禹去治水，前2285年唐尧禅位于舜，开始南迁。这一说法与考古年代轮廓大体一致，我们暂且作为参考来推算，可知唐尧研发围棋的时间大约就在前2357—前2297年之间。这基本符合唐尧的人生经历，也是合乎逻辑的推理。

　　唐尧发明围棋与尧母文化是一体同心、密不可分的。前面我们提到尧母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发明创造的杰出女性，是一位在当时为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作出了贡献的功勋人物。汉代刘向在《列女传·母仪》中，高度赞扬了周代始祖后稷的母亲姜源、商代始祖契的母亲简狄教子成功的伟大作用。《晋书·列女传》云：“然则虞兴妫汭，夏盛涂山，有娀、有广隆殷之业，大姙、大姒衍昌姬之化。”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专章详尽分析了历史上妇女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指出：“一切什器，皆制自女子为多” ，“一切人道之事，藉女子之功最多。”考之尧造围棋受母之教，得母之助，斯诚然矣！尧之所以被孟子称为圣之时者，成于母教也！

　　有人难免会问，既然尧造围棋在古庆都一带，为什么考古没发现呢？考古发现本来就带有偶然性，这不能作为否定唐尧曾在这里造围棋的理由。谭其骧说由于古黄河的泛滥，“从新石器时代经历商周直到春秋时代，在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袁广阔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已探知的龙山文化遗址着手分析，认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某些地区的“龙山文化突然中断。”这或许是其中的缘故吧。

　　围棋和围棋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是中华民族5000年悠久文明的宝贵基因。我们要传承好这一天人合一、经纶造化的血脉基因，增强文化自信，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守正创新，续写新时代中华文明的新篇章！

　　（作者系保定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