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不仅是重要的战略研判，也是需要学界深入探讨的重大命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历史研究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尤其应该在这三个重要命题的深入探讨中发挥引领作用。实际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改变人们所熟知的世界，历史学家被推到了时代航船的瞭望台上，人们期待历史学家能够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出更为明晰的解读，这就要求历史学家更为深入地了解现实的发展变化，把历史研究与现实变化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让历史研究在百年未有之历史巨变的研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首先，百年之变正在“倒逼”历史学家走出“岁月静好”，投身现实世界，对正在急剧变化的现实世界给出历史学的解读。历史学家等待“尘埃落定”再去侃侃而谈，当“事后诸葛”的日子依然会有，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人们期待历史学家能对正在发生的百年之变给出与他人不一样的解读，至少能将这场历史巨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与时俱进，不仅做历史进程的追踪者，也要与历史巨变同行，做世纪之变的见证人，并能依据世纪之变的驱动力量而对这一进程的趋势做出研判。

　　第二，世界近、现代史的人为“区隔”正在被抛弃，只有把世界近现代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才能说明现实世界需要解答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很少有人在学术研究上还把自己限制在世界近代史或世界现代史的“区隔”之内了，但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严重地阻碍了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建设。

　　第三，跨学科的深入发展。围绕“世纪之变”的讨论，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和对话。不同学科的专家正在加入到与世纪之变有关的问题讨论中来；与此同时，历史学者也开始更为系统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实际上，世界近现代史所涵盖的内容要远比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丰富和复杂，这对世界近现代史学家在其专攻的领域提出了更高的专业化要求。如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就不得不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基本的了解和把握；研究政治问题的学者，就不得不对政治学包括国际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基本的了解和把握。尤为重要的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世界近现代史，人们会发现这是整个人类社会非常复杂的现代化转型过程，这个过程迄今仍在持续之中，并且不断呈现出新的面貌，研究者只有不断更新已有的观念和视角，不断突破传统学科的界限，才能对这一进程给出新的更加完满的解释。

　　第四，全球史的兴起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与专注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史学不同，全球史偏重于更为宏大的历史运动，如人口的迁移，环境的变化，疾病的传播，全球贸易的拓展等等；同时，新一代全球史家还把民族国家置于全球史运动的框架之中，从而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世界历史研究真正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奠定了基础。虽然从事全球史研究的学者依然是少数，但作为观察和研究世界历史的一种新的理念和视角，它已经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蔓延到了其他领域。

　　最后，一种新的世界近现代史阐释体系正在形成。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的积累和凝练，以西欧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的世界近现代史阐释体系正在被多种现代化经验并存的阐释体系所取代，世纪之变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的世界观，包括对世界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理解和阐释。

　　总之，世界近现代史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代。当然，世界近现代史学者依然面临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但正是这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构成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世界近现代史学者突破传统知识框架的限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时机。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研究必将为百年之变的解读，为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贡献出新的思想和佳作。

　　（作者系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