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朝建国之后近四十年，仍将政治中心置于旧居的东北之地上京会宁府，但其扩张趋势却是始终一贯地朝向西南。由首都上京会宁府辐射至南境河南、陕西的政权控制力，已如强弩之末。金海陵王完颜亮断然迁都燕京，遂使金政权的空间结构达到一种较合理的状态。但是，迁都的直接动力，并非空间的合理化问题，而是金政权的进取心。至海陵末年为止，金政权在发展的空间方向上又重新接续了皇统初所中断的趋势，即继续向南。由此，中原皇朝历来对北境的极度关注，在金初至海陵统治期，没有太多的表现。迁都燕京，并不会直接导致金之衰亡，但它所体现的是金政权对其他方向的威胁漠然无视的态度，这一态度及相应的南征之举，引起了北境防线的崩塌，此后再未能修复，为半个世纪以后的蒙古伐金及金朝政权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关 键 词：金代都城 迁都 燕京 汴京 空间格局 国力南倾

　　作者简介：余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旨在分析金政权的政治空间、战略发展方向与立国形势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辽、金之京制，涉及多个重要的政治空间问题，譬如辽后期形成的五京制即是其中之一。今天通常以为，五京与辽疆域内五个高层军政区“五道”相对应，其实是在首都之外，也给予地区政治中心以陪都之号。以地区中心为陪都之制度为金所继承。金自天会元年(1123)初定辽地，至卫绍王朝蒙古入侵之前，在五京、六京、七京之间，持续变动。这些非常简单的数字，牵涉到大片疆土的获得，或是战略发展方向的调整。又如本文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即首都的迁徙，亦是其例。迁都体现了政权力量的空间布置之改变，并导致国势发生变化。从首都作为一国政治中心的无可替代的地位来看，它与政权整体的政治形势发展趋势的关系，无疑是最为根本、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考古与沿革史的角度关注金代的都城，由来久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上京及中都。前者自金末以降，久沦草莱，至清末再被发现，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909年发表《关于金上京》(《考古界》第8篇第9号)之后，相关论著以十数。后者自金以降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溯及金代之制，自有其必要性，以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为代表，参与讨论者亦不在少数，且有方兴未艾之势。至如全面论及金代京、都制度者，若小野胜年《辽金都城考》(《考古学论丛》第14号，1925年)，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3期)等，列述都城数、沿革、区位，以及金代陪都作为地方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与作用等。上述论著考证颇称精详，然鲜有越出首都这个特殊城市的框架，从首都与政权关系的角度作一考察者。仅有的几篇专文，提到了上京区位不便，燕京交通发达；女真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移到中原，自上京驾驭全局有诸多困难。这些提法，都触及了问题的根本层面，揭示了金代都城的各方面具体情况及地位、功能。不过，若我们将都城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由空间的角度充分展开，那么，对于一国政治中心之迁移，与政权的发展战略及其命运，有何等密切的联系，或可有进一步的认识，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充实金代都城与政治史的研究。

　　关于都城空间与政治形势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秉愉的论文《从“内地”到“边区”——金初至章宗朝上京地位的变化》，该文将金代上京地位的变迁过程置于国家整体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讨论①：金熙宗朝在强化皇权的过程中，确定了上京的都城地位。同时，为与国家发展重心的南移相适应，又提升了燕京的地位。至海陵朝，都城由上京迁往燕京(中都)，并将猛安谋克集中南迁，使国家政治重心与军事重心南移。世宗朝虽然重新重视上京，但已是将它作为维系边防体系的重镇，而无法将国家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空间布局，回复到熙宗朝的情形。至章宗朝，上京的地位更是进一步沦落，甚至丧失了纷繁边防体系的重镇地位。徐先生的总体研究思路是：考察“统治族群内部的危机与外来的挑战，如何促使国家统治中心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又如何影响了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分配方式”。可见她对首都的考察，是建立在对金政权整体发展的关怀之上。以政治中心的空间变迁来响应政治环境的变化、进而又影响国家政策取向的踏进或转折，这条脉络得以清晰呈现。徐先生就金代首都与其国策、国运的讨论，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笔者同样对政治空间的格局变迁极感兴趣，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些许进展：一是由迁都以前政治要素的空间分布，探索迁都的动力；二是将迁都前后的政治空间格局进行比较，并展现这次格局调整在金－宋军事对峙中的意义；三是对迁都的前因后果作两面观，既探讨迁燕的合理性，更要探析迁都所体现的政权的发展战略及其始料未及的不良后果，如都城－边疆关系的变动、边防体系的崩溃，对于金世宗以后的金朝立国形势有何等的影响。

　　如所周知，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于内政方面的影响确乎意味深长。然则，其于政权发展的空间方向、于金政权和周边政权关系、于金政权亡于外患之过程，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这才是笔者所要着重考察的。其中最欲突出的，在于空间格局变动的重大政治后果。

　　一、金前期的疆域扩展、军政区建置与空间格局

　　从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起兵反辽之后，在女真人被迅速集结起来的同时，金政权又不断在西、南方向取得进展，以皇统二年(1142)宋金第二次和议之签署为断，金初的攻势持续了二十八年之久，灭辽之后，几绝宋祚，疆域一直扩展到淮河流域。这种发展速度，在此前的北方民族中是难得一见的。女真人的内部整合，至辽天庆六年大致完成，这是在底定辽东京道地区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②。而向西、南两面的推进，根据金对辽、宋用兵的间歇，在此后可分三波。第一波终阿骨打之世，至天辅六年(1122)平中京、西京已大致终结，至次年下兴中府及宜、锦等州为断，其结果是基本摧毁了辽的力量，除平州降而复叛，尚待次年占领，燕京下属州县已割与宋，金已经在其得自于辽的疆域的其他部分稳稳立足。第二波始于天会三年第一次伐宋，止于天会九年。在天会八年金军赢得富平之战及当年立伪齐，已初步完成，至次年略得陕西大部，大局遂定，其结果是将中原北部原北宋之地占为己有或赐予附庸，并且巩固了在河北与河东的占领成果。第三波始于天眷三年(1140)，金背盟夺回河南陕西地、重开战端，止于皇统二年宋金第二次和议缔结。在这一阶段，金政权完成并巩固了对黄-淮之间与陕西的占领。

　　上述三个阶段之间，战事亦在间断进行，但根据战事的密集程度与战略目标的变化，三波攻势还是较易观察和发现的。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每一波都伴随着战线的转移、军事区划的更新，同时，女真猛安谋克分布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金政权疆域的拓展，带动了其高层军政区的建置以建国之初女真旧居之地为起点，分阶段地外扩。并且，导致每一阶段新置的军政区，与上一阶段的种类和性质有所区别。于是，至金熙宗朝末年，金境内的高层军政区，在空间上层次分明：

　　女真旧居之地，围绕上京路，分布着蒲裕、胡里改、速频、济州等万户路，以及曷懒军帅司路、婆速府统军司路。这些路，大部分以万户为长官，是女真完颜部旧居之地及反辽早期(天庆六年以前)所并其他各部女真之地。万户为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伊始新创、用以统辖猛安之机构，其层级与沿自旧辽的都统司、统军司无异。

　　外围原辽境之地，是第一波向南推进的成果。大略按由东向西的方向，排布着东京路(主政者为留守兼兵马都部署)、曷苏馆路(都统)、泰州路(都统)、北京路(留守兼兵马都部署)、中京路(留守兼兵马都部署)、燕京路(留守兼兵马都总管)、西北路(招讨使)、西南路(招讨使)、西京路(留守兼兵马都部署)。旧辽之地，沿用旧辽之制，上述各路，或是以留守(兼本路兵官)主政的“京路”，或置都统司、招讨司路。路一级统军机构，皆仿辽制而建。

　　更南面原宋境诸路如山东东、山东西、河北东、河北西、河东北、河东南、京兆府、鄜延、庆原、熙秦路，一律以都总管府为本路主管机构。只有汴京路于留守司之外尚置有元帅府，以统领皇统二年重新夺得的河南、陕西之地，较显特殊③。

　　三个层次所实施的制度有区别，每一层次皆反映金政权于获取这些地区之时所受的制度方面的新影响，相邻的两个层次之间，也并非绝对的界限清晰。在女真内地与旧辽地之间，金政权获得婆速府路的控制权，明显迟于其他女真聚居之处。而曷苏馆路虽是熟女真居地，但既与完颜部之内地相距较远，且两者之间为旧辽之东京路所阻隔，沟通不甚顺畅。临潢、泰州等路经历辽金之交的重大破坏以后，前者沦落为罪人的流放之地，“如中国琼崖之类”④，而后者则有女真万户徙入，成为近边屯驻之重地，此二路应算是经过了金政权的“改造”，与辽代之情形已大不相同。而在旧辽、旧宋地之间，作为旧辽汉地、又一度为宋人所有的燕京路，也可视作一个过渡区域。但按所获疆土之先后，三大区域所呈现的制度差异，尚可算是一目了然。

　　与军政区层次分明地外扩相一致，猛安谋克在金代前期分阶段向西、南迁徙⑤。作为女真户的管理单位的猛安谋克，平日“小聚居”仍需较安定的环境，故战事初起，只是以丁为单位从女真内地的猛安谋克调发军队征伐。到征伐成功，主要战事结束后，部分军士应遣回原属猛安谋克所居之地，以俟下一次大举用兵再行征发⑥。正因有历次用兵暂告终结后的回归，才有可能在多次以倾国之力完成征伐后，女真内地仍存在着大量猛安谋克。不过大规模举户外迁的趋势不可避免地逐渐增强。即以户为单位，将部分内地猛安谋克整体迁入新得之地以起到长期的弹压作用，这应是猛安谋克迁居的用意所在。用兵平服，而后迁猛安谋克入新地以镇守之，故猛安谋克迁徙较之用兵之时，略有滞后。金初的第一波攻势催生了原辽地的各都统司。至天辅七年，辽之灭亡已成定局，因对辽用兵而置的咸州路－南路、保州路、上京路、中京路－奚路、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司，大多已由初时的战区演化为镇守区，猛安谋克户遂随部分镇戍军而迁去。而泰州路都统，初置之时，已职在镇守。由是，猛安谋克第一次大举外迁始于反辽之初而延续至天会初。大部分外迁者，仍在女真的原居地外缘。不过，迁到西南西北两路都统所辖的旧辽西京道、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辖区者，以及在上京(临潢)路戍边者⑦，所处已是较为遥远。

　　第二波攻势集中于河北、河东，天会五年在这两个区域分屯了诸多万户⑧、都统，可见当时女真在这两个地区兵力之集中。嗣后，金兵又南下至黄河以南，甚至淮河以南，天会七年一度分两路深入江南。然至黄河以南，已渐感不适，虽然占领的过程较为顺利，但旋即以其地赐伪齐，相信天会五年之后迁徙猛安谋克，当及河而止，只进入河东、河北，不应南逾黄河。迁入时间应在天会后期⑨。

　　天眷末，金廷终决定直接管理黄河以南之地，背盟夺回河南、陕西地。至皇统二年，第三波南向的攻势完成。自此，猛安谋克的第三轮外迁开始：

　　金人既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原士民怀二王之意，始创屯田军。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种。春秋量给衣焉，若遇出军，使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多至五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⑩猛安谋克遂由松花江流域扩散至淮河北岸。

　　金代兵制，也使用女真以外各族的兵力。如东京路有渤海军，西京路、河东路有奚军，契丹与其他游牧族的士兵，驻于西北、西南、东北、临潢等路，为金政权守边(11)。内地又使用汉人签军。但是，女真士兵始终是核心的力量。金前期太祖至熙宗朝，在间歇性的用兵过程中，约半数猛安谋克终究被逐步带到了全境各都总管、招讨司路。熙宗末年的情况，概言之，就是女真“内地”这个军事重心已经不是那么稳固。三十余年间占据的广袤领土，占用了太多的猛安谋克。结果就是，“内地”的力量逐渐空虚。而由于宋金冲突不断，金廷继续将军力的布置偏向南方，这一趋势也是可以预期的。如此趋势之下，金政权由“内地”来遥制全境，就越来越艰难了。

　　金初的政治中心即完颜部旧居之地，处于女真族居地的核心位置。此后于此居地建置的诸万户路以及稍外缘的都统路，拱卫着这一政治中心。在灭辽过程中，金之疆域急速膨胀，金廷遂在原来基址上大举营建，使之与“大国”之地位相称。天会二年开始“经画”新城(12)，天会三年三月始营乾元殿，至五六月间宋使许亢宗赴金贺即位之时，殿宇粗成，且“皇城”之内，正“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千百间”(13)，正当营建规模正盛之时。然楼橹虽立，名分则未定。前此后此，宋人则仍以“皇帝寨”(14)或“御寨”(15)目之。至于金人，始称“内地”(16)，继号“京师”(17)，却未将其纳入袭用辽代旧制的京、都系列。而经营十余年之后，新城必已规模宏壮，至熙宗天眷元年八月，遂有相关制度上的建设，命名“京师”为会宁府，升为上京(18)。城池之大举兴建与名份之确定，意味着金政权前三朝有长期居留内地之打算。

　　但随着疆域扩大，军政区向西南单向扩展，京师－上京会宁府对新获疆土的控制力无疑在不断减弱。三个实施不同制度的层次，越往西、往南，越难以掌控。对猛安谋克的管理，也随着他们大量西南迁徙而渐显无力。两种现象相叠加，使原来的力量核心在空间上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导致国家的军事重心距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金初的格局不再适应领土急速膨胀之后的政治形势。

　　这一困境，其实早在金初，就已受到关注。金太祖天辅七年，升辽西重镇显州置广宁府(19)，并置枢密院于此(20)。这两重措施，显得非常突兀：金初据有辽地，首都、陪都而外，建府者仅黄龙、兴中二府，皆是沿辽之旧。再观金得宋地之后，全境有府二十六，除婆速府为女真居地的特殊建置，仅新置益都、临洮二府，且皆是一路会府(都总管治地)。那么，早在天辅七年便建置广宁府，必有深意焉。又，枢密院之置也，后世习惯于视之为金政权灵活变通、将辽代的中央机构改造为地方机构的例证(有如天会末所置之行台)。《金史·兵志》载：“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以总汉军。”似可作为金初枢密院“地方化”之例证。然则，即便枢密院仅仅是“总领汉军”，又何必非置于广宁府不可？且显州在旧辽乃深具象征意义之重镇，辽人皇王与世宗陵寝所在，金军于天辅三年攻克之初，尚大肆焚掠(21)，四年之后，又何以如此重视此地？此本难索解。然据北宋末蔡絛记载：“辽东有显州者，虏之名郡也，去金人巢穴所谓阿脂川颇近，金人初欲徙国，籍燕地所得臣民仪物，立都于显州。”(22)此说实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天辅七年金政权对于广宁府有怎样的考虑。联系到位处辽东、辽西之间的广宁，实为形胜之地，是联系女真内地、汉地、旧辽上京中京道之交通枢纽，蔡絛之说，应当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初时置府于此，恐不得以后世之散府视之。而枢密院置于广宁，其初恐非拟以地方机构处之。可以想象的是，同年张毂据平州突然叛金，导致金政权迁广宁之议中辍。而“内地”－上京会宁府的政治中心地位遂得保留，且随着金熙宗正其名位，在金之前三朝有愈趋巩固之势。

　　居一隅而震慑天下，于前后历代所见多矣。秦、汉、隋、唐统一之后仍居关中，元、明、清虽相嬗代而大率都于燕京，金以起家之所会宁为其力量辐射的起点，与秦、隋相同，亦无可厚非。然历代偏处一方，皆有其立国之本：必先有人口基础，可为控御天下提供足够兵员，若以为人口不足，甚或有强制徙民之举。之后调集全国资源以供养兵员与政府，若调集不便，则或有筑路开河之举。由是，政治中心的空间位置即便远离地理上的“天下之中”，亦足以立国。而金之上京会宁府，全然不具备上述条件。财源或者可以输入，但有限的女真人口在国初被统合以不断夺取新疆域，此后便难有进展，反而是不断迁出。而徙入他族人口，在军事上，却难以为用。天会二年修建多条驿道，南达“南京”(前辽之平州)，西抵春州、泰州，进而通过前辽政治中心临潢府，与西北路、辽西、山后沟通(23)，但即便如此经营，亦仅能略为减轻女真内地与大部分疆土之间山重水阻、沟通不便的困境。军事重心离开“内地”、与政治中心相分离的趋势无从扭转，而金的主要敌对力量，正在离内地最遥远的南部边境之外，这种外部形势显然也与秦汉隋唐绝不相同。于是乎，金初所建主征遐方且统管新得境土的元帅府以及仿隋唐之制而建的行台，遂成为长期的建置。天会十三年熙宗初即位，欲行强干弱枝之策，遂将长期镇守燕京以南的都元帅粘罕升任“领三省事”(24)，调至会宁府，两年后，粘罕遂下狱而死(25)。《会编》注者云：粘罕乃“杰黠之魁，而亶遽能易其兵柄者，何哉？……在燕云则有众，在本土止匹夫耳，虽欲抗之而不可得也”(26)。南境直是粘罕的独立王国，金熙宗欲削其权，则需调粘罕至“本土”；粘罕既死，而金廷对南境的控制却仍然勉强。直至皇统元年，燕京路方隶于中央(27)，但西京路以及新得河南、陕西之地，又归于驻汴京的都元帅府－行台尚书省。对于遥处南边的黄河两岸之地，金廷实是鞭长莫及。

　　海陵王完颜亮即位之初，面临的就是这种亟待变化的空间格局。金政权必然要在政治要素的空间安排上作出较大的变动，要么收缩实力，以便于旧的政治中心能够居中调控，如此举措，对于“祖宗”的艰难创业，显然是一种背弃的行为，也有悖于海陵的勃勃雄心。那么剩下的只有迁徙政治中心，以维持对已有疆域的牢固控制。由此看来，贞元元年(1153)迁徙政治中心于中都大兴府，是一种顺应形势之举，甚至海陵还有意识地推动了这一形势。他划一各路，将女真内地万户、都统路改置为节度使、都总管路，部分抹除了这些内地路分的特殊地位。这样，内地的军事重心地位进一步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