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从更多元角度接近历史

    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史界重文轻图,图像资料只是“辅助”“帮腔”“陪衬”……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

　　这无疑是个读图的时代。如果有机构做项调查,统计下都市里每人每天平均拍多少张照片、打开多少幅图片、看过多少块广告……结果应该非常有趣又惊人。图像早已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社交和视觉传播的必需品,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影响着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方式。

　　回首昨日,翻翻微信好友圈便能清晰重现;遥望更远的人类历史,除了文字材料,图像在接近和还原历史中也大有作为。但由于近代以来的学科分野和细化,除了艺术史、考古学等领域善用图像外,历史研究的主体叙事中往往图像缺位。时下,伴随图像证史渐成风气,图像作为历史留存的证据,也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回应,以图像为研究对象的“图像史学”呼之欲出。

　　“两只眼睛”

　　关于图像,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邢义田在一次演讲中作过一段精彩而机智的陈述:“上帝为什么给我们两只眼睛?我要既严肃又开玩笑地说,这是因为上帝要历史学家用一只眼睛看文字,另一只眼睛看图画。”他还指出,所谓图画,不仅指画家的画作,而指一切视觉性、非文字的资料,“用两只眼睛同时考察历史留下的文献和图画,应该可以见到比较‘立体’的历史”(邢义田《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

　　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

　　究竟什么是图像?邢先生的回答也只是一家之言。这个问题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不言而喻,不同学科有各自的科学定义,即使在历史学里面,根据研究领域和方向的不同,也会有所区别和侧重,难以完全统一。

　　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图像证史》中就明确表示,“图像(images)”不仅包括画像(素描、写生、水彩画、油画、广告画、宣传画和漫画等),还包括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时装玩偶等工艺品、奖章和纪念章上的画像等所有可视艺术品,甚至包括地图和建筑在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邓菲也赞同“图像”概念的广泛性:“它指代了与图像艺术形式相关的各类视觉文化材料,包括传世的书画、器物,也包括墓内装饰、随葬品等考古资料,寺庙、石窟内的壁画、造像等物质遗存,以及地图、天文图等一般性的图像资料。”

　　“很多人认为图像是平面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图’或许倾向于平面,‘像’则既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立体的。”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李星明看来,作为历史研究基本资料的图像,是同文本、文字并列而言的,主要靠视觉感知进行表达和传播。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仲丹坦言,图像当然可以将实物囊括其中,小者如钱币、奖章,大者如器物、建筑,凡是在平面或是空间构成图形、实体的物体都可以,“不过,受纸质出版物影响,图像史学里常以二维形式的平面图像为对象,而有些文字实质上也是图像,比如中国古代的书法、现代宣传海报上的夸张字体就属于图像类型的文字”。

　　图像史学的主要推动者、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蓝勇认为,历史研究中的文字、图像、实体(景观与器物)、口述四类史料形式,最终可合并为图像、文字两种,“文物、古迹等通过现代的载体可以转变为图像,口述也可以转变为文字,所以图像应主要指载体上的形象,与载体上的文字相对应”。四种史料的获取方式也不一样,文字、图像通过阅读获取,实体通过现场观察获取,口述通过倾听记录获取。他特别强调要区分“图像”与“形象”:“‘形象’一词词义复杂,往往指一切有形状的、具象的、可视的东西。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语境中,与‘形象’相对应的都是抽象、无形的概念。文字当然也是一种形象,是一种符号形象,图像则是一种图像形象。如果用‘形象’一词容易造成史料逻辑体系的混乱。”

　　无论外延的宽窄,一般认为,作为历史证据之一的图像,是与文字相对应而言的。蓝勇指出,早期的文字和图像都很简约,但当时的文字“言简”却不“意赅”,所以才会令后人苦心注疏,往往还众说纷纭;图像也多粗略写意,同样引来臆测不断,永远有盲人摸象之感。后期的中国文字发展较为完备,传神达意到位,讲述事件全面,表现因果也更明确直接;同时,图像也变得愈发精准丰富。

　　图像不只是补充、印证文字

　　图像和文字作为史料各有长短,图像明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而文字材料蕴含的信息则更为丰富。邓菲认为,图文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图像跟文献可以互证;二是文本与图像信息有矛盾,但指向了同一个研究对象;三是图像呈现的内容是文献完全没有涉及的。

　　图文互证的例子很多,李星明随口就可以举上好几个。他在研究唐壁画时,看到两座墓的屏风画中都有同样的形式——画面当中放置金花银盆,盆的口沿立着鸟或鸽子。“后来我在《宣和画谱》中看到,五代时期黄荃、黄居寀父子的花鸟画题目就有叫‘金盆鹁鸽’的,即金盆银盆里盛着水,鸟儿们在旁边喝水,通常描绘皇室、贵族家庭。”据李星明介绍,“金盆鹁鸽”为当时花鸟画的一个格式,从文献和图像的对照中便可以看出来。

　　再如,几年前陕西潼关县税村前发现一座隋代大墓,后来根据列戟的数量,推断出墓主人为隋太子杨勇。“戟是一种武器,也可作为仪仗器、礼器使用。唐代列戟制就是通过施戟杆数的多少来表示其主人身份、地位、等级及权力。”李星明介绍,《唐六典》中有详细记载:凡太庙、太社及诸宫殿门,各二十四戟;东宫诸门,施十八戟;正一品门,施十六戟……“目前除了16戟的墓尚未发现外,其余的发现都跟文献完全对应,列戟形状也一目了然,对还原当时礼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文字只记载事物名称,不反映具体形象,图像则发挥了补充功能。“以前我们发现,《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记有‘滚乾箱’、‘吊神船’的运输方式,但究竟怎么操作,一无所知。多年后研究海外版的乾隆《金沙江全图》时才知道,用木材在水中滩险处搭成旱厢船路,让空船从中滑过就是‘滚乾箱’;纤夫从岩边用绳索强抬升木船,以减少摩擦来配合前面拉船的纤夫,就是‘吊神船’。”蓝勇认为,如果图中这两部分“文本化”一下,可形成几千字的文字资料,价值不可想象。他同时指出,图像有时会无意留存下一些以前不受关注、后人看来却相当重要的信息点。比如一张老照片中的人物呈现可以有主观选择,但不经意进入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在日后的历史研究中可能非常有用。“况且很多情况下,有些问题文字并无记载,只有图像信息,那就更不可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