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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文化典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020年09月16日 16:37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王建华 俞晓群 字号
2020年09月16日 16:37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王建华 俞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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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传统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实现文化典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当代社会的现实需求,也是文化典籍永葆生命活力的可靠保证。典籍的“两创”可从文化价值观、话语载体、交流方式、呈现手段等方面展开。本文讨论后三者的实践转化,包括文言文转化为现代汉语和外国语言、直接引用和创意叙述方式转换、呈现手段创新等内容。典籍的“两创”文化创意创新活动,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可为文化产业提供新的资源。

  关键词:文化典籍;“两创”;话语载体;交流方式;呈现手段

  基金:国家语委十三五重大科研项目“中华优秀文化典籍的话语转换与智能化传播模式研究”(ZDA135-8);浙江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智媒时代传统文化典籍视觉艺术创新研究”(19XXJC05ZD);浙江省2018年科技重点攻关项目“浙江省文物与传统文化典籍展陈共性技术研究——传统文化典籍数字场景化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及应用”(2018C03050)成果。

  一、引言

  2019年7月6日,杭州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由此得到实证。5000年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突出的优势,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软实力”1,提出要“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的命题和任务,这既是针对新时代发出的号召,也是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与长青的必由之路。

  中华传统文化涵盖面很广,有形的如浩如烟海的历代文化典籍,不可胜数的地上地下文化遗存;无形的如哲学、思想、学术、艺术、文学、历史、生活等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传统精神,还有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需要大力继承和发展的。其中,传统文化典籍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典籍的字面意义是“经典的书籍”。本文的传统文化典籍指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史、哲、理、工、医等各类文本书籍。在数千年的社会发展历程中,我国文化典籍卷帙浩繁,汗牛充栋。如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超过3700万册(件),其中有被誉为四大专藏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是我国文化典籍的集大成者,也是文化史上的鸿制巨著。仅清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有3461种书目,共79039卷,近10亿字。文化典籍凝聚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价值倾向、信仰追求、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是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竭源泉。勿庸讳言,典籍中也存在一些糟粕,在观念、内容、表现方式上与当代文化和社会不相适应,需要进行抉剔、转化和创新。本文将从话语载体、交流方式和呈现手段等方面讨论传统文化典籍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

  二、文化典籍话语载体的转换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连绵不绝,语言文字有极大的功劳。文化典籍是以纸张为主要媒介、以文字为主要记录符号的物质实体。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数千年来的文献凭借汉语言文字得以保存和传承。发音异殊的不同地域通过书面汉字的纽带可以相互沟通,相距千年的不同时代通过典籍的记载可以传承智慧。着眼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典籍的话语载体语言文字是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一)由文言文转换成现代汉语

  众所周知,文化典籍的话语载体以古汉语文言文为主。古代汉语书面表达系统在数千年的传承中虽有演变发展,但其与口语的文白分离状况一直没改变。直到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才登上书面表达语言的大雅之堂,逐步发展成为口语、书面语一致的现代汉语。文化典籍古代汉语书面文言文的话语,在当今社会已退出现实的语用,今人阅读文言文存在着障碍是客观的,势必面临话语形式转换的问题。典籍语词的读音、文字的形体、意义的训诂、句法的构造等等,都成为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学问,如传统小学研究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等。当然,一般人不必精通这些学问,但在阅读典籍时,必须有人进行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换,去除语言上的障碍。周有光认为,通过古书今读来弘扬华夏文化要做五种工作,即:今译、今写、今注、今解、今用。3今译是指古文译成白话,今写是用简化字书写,今注是指用白话进行重要字词的注释,今解是指改用今天的事实来说明原理,今用是指将原理实践于今天的某些领域。这五今中的前面三今都属于典籍的话语转换问题。

  以语用学来观照,文化典籍话语转换过程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变化,其实经历了语言环境、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的三维转换。从语境角度看,典籍产生的时代、社会、文化和当下阅读的时代、社会、文化、技术、环境等因素都大不相同。从语用主体角度看,表达主体———典籍的作者先贤已远逝,不可能面对当今人们的阅读而耳提面命;接受主体是生活在当代的人群,要理解先贤的思想、观念、语言有诸多障碍。从话语实体角度看,典籍文本是连接古代先贤和当今读者的桥梁,除了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可直接阅读原典之外,一般人还需通过古文今译后的话语实体来理解典籍。显然,这种通过今人翻译的典籍文本语言转换是关键。文化发展史上对典籍文献的译注、训释一直延绵不绝,五四后对典籍的今译也蔚为大观。如杨伯峻《论语译注》、王力《楚辞韵读》、钱穆《四书释义》、李泽厚《论语今读》、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等等,为文化典籍的现代普及做出了贡献。但当下典籍的话语转换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问题,有的望文生义,有的断章取义,还有的曲解臆释,影响了对典籍的正确理解和现代价值观的转化。

  典籍的话语转换包括语音、文字、结构、意义等方面,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意义的阐释与理解。因为这关涉到对文化典籍价值观的把握。如对《论语·为政》中关于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的解释,就有不同。对“思无邪”一般多作“没有邪念,思想纯正”的理解,“思”作动词“思考”。但有学者认为:“思无邪”在孔子那里的本意并非如此。“无邪”是指无边际,无穷尽,“思”只是语助词,并非动词“思考、思想”。“思无邪”就是指《诗》三百篇内容蕴藏既富且广,无所不包。这是建立在语音、文字和结构基础上的一种意义训释。他们认为这个层面上的“思无邪”意义才是孔子论《诗》删《诗》的表征。自战国中后期至汉代,“思无邪”至少经历了三次所指转换。4这说明典籍话语意义的转换是演变的。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又如《论语》开篇“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大部分注家的译注是作“学习而不断地复习”理解,李泽厚《论语今读》却翻译为:“孔子说:‘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5“习”不释作“复习”,而是理解为“实践”。结合上下文语境和孔子的思想,这种理解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这种现象可以从互动语用学观点来讨论。文化典籍的今译,本质上是当代人与典籍、与古人的对话行为。对话双方不在同一个时空,不是直接交流的方式,是当代人阅读典籍的显著特点。典籍作为客观的存在,供不同时代的后人阅读,这种“一对多”“点对面”的对话方式6,产生不同的理解是十分自然的,更何况还是通过对典籍话语的翻译去理解古人?对这种间接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理解歧异,不必大惊小怪,而应取宽容与鼓励态度。

  (二)由文言文转换成外国语言

  汉唐以降,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就以博大精深的内容对其他民族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文化典籍传入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时间均较早,由此形成了“汉字文化圈”。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文化典籍“走出去”成了新时代的重要任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平崛起、快速发展的中国新形象越来越受到世界的欢迎,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也越来越受到不同国家的重视,由此掀起了新一轮文化典籍世界传播的高潮。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坚定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典籍“走出去”必须通过语言形式的转换,即由汉语翻译为外语。这种话语转换也要经历语言环境、语用主体和话语实体的三维转换。与典籍译成现代汉语的情况类似,翻译者作为新的语用主体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传统文化典籍的接受者理解者,又是对典籍做阐释并向新的接受主体传播的表达者。在外国语言文化的社会语境条件下对典籍话语进行转化,以适应国外接受主体的外国语形式来传播,这种语言转换行为比典籍的汉语今译还要复杂一些。因为翻译者不仅需要精通现代汉语,熟悉典籍的文言文,还需要了解甚至精通翻译的目的语。这给文化典籍外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段时间里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中出现大量令人不忍卒读的“中国英语”文本问题,引起过不少争议,大多因为对目的语的语言、文化掌握不到位。由此学术界也产生了“译入”和“译出”的不同观点。持前观点者认为,中国典籍外译最好完全交给西方翻译家来承担,原因是作为母语者,他们的译本语言无疑更流畅,读者的接受度更好7。如果典籍的翻译只是语言的转换,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翻译过程并非一种客观和中立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充满符码权力的解码与二次编码的动态过程。”8典籍外译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行为,更是文化传播行为。“一定不能简单地理解与解释为是源语与译入语之间字面意义的转码问题,而应该是两种语言背后所负载的两种异质文化观念的转换生成问题。”9。特别是在文化典籍与中国当代重要思想的对外传播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密切相关之际,更需要关注典籍译出的文化观念。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联合国大会提出了一个新的“普世价值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先引用典籍《礼记》的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导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把它们置于西方人最标榜的术语“民主、自由”之前,这是堂堂正正地对外宣示了当代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典籍外译服务于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这是一个极典范的佳例。

  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走出去”,要关注学术和战略两个层面。从学术上看,典籍的翻译虽然是间接交流的方式,但并非单向的交流,而是双向的。典籍外译的时间差、语言差、译者差等引发的种种问题,会带给国外读者不同的体验和理解,他们对翻译作品的评价,又检验着文化典籍外译的成效。如据研究统计,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典籍《红楼梦》在1979—2015年间的英译批评研究文章就有1091篇。要重视国外读者的这种反馈,在了解国外文化与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典籍话语的合理转换与创新,对中华优秀文化典籍进行国际化译写,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战略层面上看,需要国家统筹规划,组织专家学者周密论证,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典籍作品进行翻译,建设系统、全面的中国文化译介宝库,真实呈现中国文化的精华。国家的“《大中华文库》中译外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就是十分有效的规划与实践。除了做好典籍的选择之外,正确翻译其蕴涵的文化价值观,坚持“中国阐释”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典籍走出去,难免会受到意识形态输出的议论,但“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本身就包括意识形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不比美国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主动‘走出去’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10因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基本遵循,正确阐释文化典籍价值观的精髓,准确地翻译出来使之在国际上传播,是典籍外译必须把握的原则。从战略规划上看,建立中华传统文化典籍翻译资源库、健全专业翻译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翻译人员的语言能力以及文化素养、构建市场化的对外出版机制、建设中华文化典籍外译精品体系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文化典籍交流方式的发展

  文化典籍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作为静态的知识文化库存,更重要的是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地为社会提供各种资源。换言之,文化典籍需要动态地活起来才更有价值。互动语用学认为,文化典籍的这种“活化”是当代人与典籍、与古人的对话。这种对话和交流有不少特点。首先是语用主体不同,21世纪的当代人与千百年前的古人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生活方式都大不相同;其次是社会语境不同,文化典籍出现和依存的土壤与今天完全不同,体现在社会、时代、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再次,是交流的载体和方式有了差异和发展,文言文载体向现代汉语和外语的转换,已如上节所述;典籍交流对话的方式也是需要调整的。近年来兴起过的“国学热”曾有一些探索,如通过各种讲座、培训班方式,让人诵读原典,背诵古文。据统计,全国有近万家书院举办国学班、读经班,吸引了无数人在里面学习。还有各地公共图书馆经常开展的传统文化雅集、朗读、吟唱、书画等活动传播文化典籍的内容,也是好的传播交流方式。但在这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合时宜的交流对话方式,如“少儿读经运动”中的死记硬背;“大话XX”“戏说XX”式的歪曲原意,解构经典;还有一些以糟粕的内容形式作为交流的方式等等。文化典籍如何活在当下,成为日常交际的方式,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下面两点讨论。

  (一)典籍的直接引用方式

  文化典籍在现当代的交流方式最常见和重要的是引用、引述,修辞学上也叫“用典”或“稽古”。这指的是在现代汉语的表达中,直接将古代典籍的原话引用进来,用以证明观点、加强说服力或者提高艺术性。我党历代领导人如毛泽东、习近平为全社会做了很好的表率。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众所周知,其讲话、文章中有大量的典籍名言引用,如创造性地赋予“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借用姜子牙的“三件法宝”来论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乃至人们耳熟能详的愚公移山的寓言等,例子不胜枚举。习近平总书记也常在报告、讲话中引用传统文化典籍的名句。如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他提到传统文化时说:“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2017年1月6日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七次会议上习总书记说:“我们的先人们有大量劝导人们向上向善的警句名言,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言必信,行必果’‘德不孤,必有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等等。”在其他场合他也屡屡引经据典,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远亲不如近邻”“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等。还引用古代诗人的感人诗句,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都曾出现在其讲话、报告中。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用典》一书,收集了他在各种场合使用过的135则用典,由敬民、为政、立德、修身、笃行、劝学、任贤、天下、廉政、信念、创新、法治、辩证共13个篇章组成。通过引用典籍名言,总书记很好地把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同当代现实密切结合,加强了说理的深刻和演讲的魅力。

  确实,引用是文化典籍在当代生活中“活起来”的最有效的交流方式。不仅领导人如此,普通大众也常会在平时自觉不自觉地引用文化典籍中的话语、名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言必行,行必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常常出现在群众的交流过程中。这已成为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无需再多举例。这种现象在语用研究中可用互文性理论来分析。互文性理论是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基础上,由法国语言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来的。她认为:“任何文本的建构都是引语的镶嵌组合,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换。”11文本是一个三维系统,包含写作者、读者和文本。文本又可分为当下文本与历史文本,它们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文本的话语总是有意或无意渗透在当下文本中,留下这样那样的痕迹,共同对读者传达信息和意义。毫无疑问,写作者在当下文本中引用典籍名言,就是有意识地建立作者、读者和历史文本的三维联系,有意识地让古代先贤参与当下的对话。而读者读到典籍名言且得以理解,也就是在使用典籍所提供的文化资源,是在同古代先贤进行对话,此时就是典籍跨越时代“活起来”之际。显然,这种在现代汉语表达的话语文本中直接引用典籍名言的交流方式,不仅在实践中大量存在,也能得到理论的有力支撑。

  (二)典籍的创意叙述方式

  在同古代先贤对话、让文化典籍活态化的过程中,除了直接引用的方式之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语境,将典籍转化成当代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也是需要考量的。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从“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着手,激发文化创意,创作优质、多样、个性化的产品,还启动了一系列相关规划,如《中华文化大典》等的编纂。不过,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即使是政府规划的项目,也存在某种偏差。“我们的文化典籍整理与出版所津津乐道、隆重推出的基本上仍然是按体裁、按朝代、按作者集纳的各种‘鸿篇巨制’,而对普通读者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则少有问津,缺乏热情。”“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普及性图书之间的源流关系则日益疏远,典籍者愈来愈‘雅’,远离民间;普及者愈来愈‘俗’,滑向娱乐。”12我们认为,“鸿篇巨制”的典籍整理十分重要,必不可少。而以当代人喜欢的故事、熟悉的风格来普及、传播典籍的思想,也是文化典籍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

  传统文化典籍卷帙浩繁,内容丰赡,在表达方式上又各有特点。以秦之前的典籍为例,《周易》以简示繁、充满变化,《论语》语录式话语特色鲜明,《道德经》区区五千言,短小精悍,却成哲学巨著,《庄子》则语言汪洋恣肆、想象瑰丽、气势磅礴。面对缤纷多彩的典籍,需要在保持其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提炼出最能够适应当前社会生活的快节奏、最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文化典籍的精华,如文化名言、历史故事、经典例证等,便于当代人的交流与接受。如国家典籍博物馆针对典籍的文字晦涩、学术性浓厚等特点,注重挖掘典籍在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故事,用现代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通过图文并茂的展板,在向公众普及学术性、专业性典籍文化的同时,增加形象性和可观赏性,让古籍里的文字和传统文化的精义活起来。就是很好的做法。

  除此之外,还要根据社会语境的变化,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对典籍文本和名言进行有创意的转换。可以根据典籍的内容和含义创作通俗易懂的当代故事,从主题题材、叙事结构、话语风格、修辞方法等方面进行转换和重构。比如,根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鼓励创作当代数字创意内容精品,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要求,我们浙江省政务新媒体研究院传统文化研究团队开展了典籍的文化创意活动,将《论语》语录体的名言转换成童话故事,以儿童喜闻乐见的方式,再现典籍的声音和意义,传播典籍的文化价值。在《论语微言》系列绘本13中,策划、创作了十几组童话故事。《先导篇》里有小鸟王国的童话,通过小鸟学飞的故事,讲述“学而时习之”“任重道远”百折不挠的道理;还有《论语》成语故事的现代版,如“见贤思齐”通过当代社会的孩子对待垃圾的态度和做法来讲述成语的含义。《孝悌篇》中以小羊乐乐为主角,贯穿12个小故事。讲述了乐乐与其家人、朋友、同学的各种有趣的交往故事,场景有游园活动、体育锻炼、光盘行动、长辈生日等儿童熟悉的现代生活,从不同角度传达了孝悌某一方面的道理,形象化地将文化典籍激活。创意过程中还照顾儿童求新求异、专注时间短、喜爱读图、动画、喜欢小动物的心理,进行图文并茂的绘本创作,让孩子在听故事、记情节、评价动物形象的同时领会语录意义,理解其中的道理。这是将典籍话语作为直接引语引用的交流方式之外,进行创意、改写、形象化的间接互文方式,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四、文化典籍呈现手段的创新

  数以千万计的文化典籍都是以书面文字为载体、纸质文本为媒介来呈现的,这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保护好、传承好,纸质文本仍将是典籍的重要呈现手段。不过,当代社会已进入了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文化典籍的呈现手段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新的技术,就不能仅囿于传统的纸质文本了,需要且可以用丰富多彩的其他媒介手段来呈现。这是文化典籍新时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一着力点。

  利用广播、影视、网络的媒介手段将典籍多渠道呈现是当下最常见的。如单田芳的典籍评书是以广播的语音为媒介,喜马拉雅听书平台的典籍作品是以网络音频为媒介,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节目、大型动画片《孔子》等是以影视为媒介。还有对传统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如四大名著改编成电视剧至今脍炙人口,本身又成为经典。这些利用现代技术的呈现手段让书斋中的典籍鲜活起来,深受大众的喜爱。

  利用典籍原物陈列、展览,亦是让典籍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好方式。如国家典籍博物馆依托馆藏,策划了几十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包括《敦煌遗书展》《善本古籍展》《舆图展》《样式雷图档展》《名家手稿展》等,让社会大众有机会得以窥见原来“藏在深闺”的善本古籍,近距离感受典籍的魅力。《民族记忆,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着重体现了蕴含在典籍中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智慧如何为今天所用、为现实服务。14特别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分为“国宝吉光”“百代芸香”“汲古润今”“交流互鉴”四大主题,用通俗的语言、灵活多样的形式、现代科技的手段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传递给观众,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更进一步,还可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服务与展陈,如国家数字图书馆已经逐步建成了以资源和服务为基础,以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终端为媒介的“数字图书馆移动服务体系”。国家典籍博物馆利用透明液晶屏幕将多媒体动画与甲骨、古籍等实物模型有机融合,让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天工开物等镇馆之宝实现了虚拟化的呈现。还设计了虚拟碑文、甲骨写字、保卫善本、舆图拼图等数字化体验模式,并从古籍文献中汲取了故事和图像元素设计制作了三百佛像图、成语故事等多媒体互动程序。15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要从“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鼓励创作当代数字创意内容精品”两方面着手,适应互联网传播特点,创作优质、多样、个性化的数字创意内容产品。一些文化典籍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项目和数字出版物在情境化、沉浸式方面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如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展陈时运用了数字虚拟沙盘演示、全息视屏演示、沉浸式数字场景、触控投屏等多种手段,将文化典籍内容形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显示了国家机构的强大技术实力。我们政务新媒体传统文化研发团队开发的儿童智慧读物《论语微言》,在对《论语》的内容做绘本的基础上,也再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分析、整理,利用AR、VR技术制作,形成流媒体视频动画和三维动画产品。其中,AR作品只要用手机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然后对着绘本故事画面扫描,就会出现增强现实的AR技术动画,视觉形象图文并茂、声色俱佳。VR作品则只需戴上特制的眼镜,就可沉浸在VR技术提供的虚拟现实中,看到立体形象的由典籍改编的故事图像画面,视觉语言更加丰富多彩。目前这套读物已开发AR、VR技术制作《论语》《老子》《庄子》等故事近百个,AR、VR唐诗宋词作品20篇。今后还将继续扩大规模,优化质量,通过网络智能传播平台在线传播,供社会共享。

  五、结语

  传统文化典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社会和时代的需求,也是文化典籍永葆生命活力的可靠保证。文化典籍的价值观、话语载体、交流方式、呈现手段四个方面构成了“两创”转化发展的完整系统。如果说文化价值观的发展是精神生产的话16,那么另外三者的转化发展就是物质层面的生产过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创新的体系,一个促进当代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并且可以形成新的文化产业的系统工程。通过文化典籍的“两创”,将更多传统文化典籍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一定能为社会和大众提供十分可观的既有文化品位、又具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创新性文化产品,并尽快形成和推进相关的文化产业。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2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3周有光:《周有光文集(卷十)·语文闲谈续编·古书的“五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4常森:《“思无邪”作为《诗经》学话语及其意义转换》,《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5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4页。

  6林大津:《生者与逝者对话:言语交际类型的修辞学思考》,《福建师大学报》2020年第1期。

  7许多、许均:《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

  8庞学峰:《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9杨乃乔、王东风、许钧、封一函:《翻译的立场与翻译的策略——大卫·霍克思及〈红楼梦〉翻译四人谈》,《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0许钧:《当下翻译研究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当代外语研究》2017第3期。

  11J.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上海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50页。

  12刘占锋:《文化传承要立足大众文化典籍需“工具化”》,《决策探索》2014年第3期。

  13王建华、俞晓群、施麟麒:《论语微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14辛璐、陈魏玮:《册府千华智慧源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文物春秋》2018年第1期。

  15段洁滨:《国家典籍博物馆与中华文化传承》,《武汉文博》2015年第1期。

  16关于文化典籍价值观的“两创”转化问题,我们另有文章讨论。

作者简介

姓名:王建华 俞晓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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