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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异己”的儒家“德性”审思
2020年07月31日 18:50 来源:《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孙旭鹏 赵文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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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工智能是科技发展的重要突破,其与一般技术的根本不同在于: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创造知识的自主性,并且在将来极有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人工智能一旦脱离人类控制,就会作为人类的异己者而存在,将有可能引发伦理风险。人工智能是否具备作为“自主者”的合法性成为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从儒家的心灵视角来看,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其缺乏最为根本的“德性”基础,这种“德性”需要依靠人类心灵的自觉认知。要化解人工智能有可能造成的伦理风险,人类必须克服人工智能的“异己”倾向,以心灵的“德性”之光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人工智能;“异己”;儒家;“德性”

  作者简介: 孙旭鹏,男,山东海阳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赵文丹,女,山西运城人,西安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 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荀子政治哲学的‘和合'思想及其现代价值”(18JK0599)。

  随着一系列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创造知识的“自主性”,将来也极有可能打破人类对其自身运用的控制,从而成为与人类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当前学界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的伦理关系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对我们现有的社会伦理责任体系造成很大的冲击”[1]。如何化解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风险,有些学者已经开始尝试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解决之道,如孙向晨从传统儒家“人禽之辩”的角度入手来审视“人机之辩”[2]。如果我们从儒家的心灵视角来审视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就更能从深层次上认识到人工智能所带来伦理危机的根源,并加以有效地化解。是否具有“德性”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分野,“德性”内在于人类的心灵,心灵依靠反思自身而获得“德性”,其呈现于外便是道德行为,而人工智能本身恰恰不具备心灵的反思功能,本质缺乏“德性”的基础。基于此,我们就需要以“德性”为基础,通过心灵反思的方式,来化解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异己者的一面所产生的伦理风险,使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能够按照人类的价值尺度进行,而不是对人类的伦理道德产生反向的冲击。

  一、“异己”之风险

  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发展的重要突破,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而存在,然而由于人工智能自身具有了知识创造的独立性,即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这使得人工智能与以往的技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普通的技术发明已经以一种“嵌入”的方式成为人类生活一部分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则有可能从“嵌入”进一步走向“异己”。人工智能尽管是一种技术存在,然而由于其模拟了人类自身的思维,在很多层面上俨然成为了人类的“同类”,人类与作为其创造物的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作为创造者的人类似乎面临着日渐失去对其创造之物控制的风险,人工智能极有可能“异化”为人类的对立面。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运用技术手段拓展自身的生活领域,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质,可以说,技术已经融入了人类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将是一种怎样的状态。然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也逐渐对技术产生了依赖,甚至出现了过度沉溺的倾向,如现代人对于手机等通讯工具的依赖,现代的通讯工具在大大方便人类交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人类原本平静的生活状态。人类在不断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技术也在不断塑造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状态,技术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已经深深地“嵌入”人的生活之中,“现代技术的负面效应不仅影响了当代人类生活,而且对人类未来的生活造成威胁”[3]。如核武器的发明,其始终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产生着威胁,人类原本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发明核武器,结果却从根本上威胁着自身的安全,这便是技术发展的悖论。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并不是依靠技术本身来加以解决的,而是依赖于人类对于技术的控制,技术“嵌入”人类的生活之中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然而其始终能够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下,从而化解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各种风险。由此可见,人类与技术既融为一体,技术以“嵌入”的方式进入人类生活,与此同时人类又处于一种主导地位,规范约束着技术自身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普通技术以“嵌入”的方式进入人类的生活处于可控范围的话,那么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的突破发展,则极有可能摆脱人类的控制,走向人类的对立面,从而从“嵌入”走向“异己”。人工智能不同于一般技术的地方就在于,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自主性,亦即作为与人类相似的“同类”出现,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人类的附属品,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天然地具有与人类相脱离的倾向,而不仅仅是一般技术的“嵌入”。因而,人工智能远比一般技术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更为深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且消极面的影响力正在逐渐扩大。人工智能存在“异己”风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自身的取代性,“人工智能的一个长期目标就是发明出可以像人类一样或能更好地完成以上行为的机器”[4],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存在着取代人类自身的可能性。例如,在围棋大战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围棋程序Alpha Go的几次较量,均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这说明在围棋这样一个需要依靠智力的领域,人工智能也已经超越人类自身。人工智能很有可能不再像一般技术那样依赖于人的操作,而是具有自己独立进行选择和运行的能力,如此一来,人类智能宛如一个新的“物种”出现,而且极有可能作为人类的对立面出现,并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存状态。人工智能“自主性”的产生使得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其与人类自身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化解人工智能“异己”所带来的伦理风险问题。

  人工智能走向“异己”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究其实质是取消了人类自身的主导性,并且这种后果是人类自身所致,而非自然演化的结果。卢梭深刻洞察到科学发展对于人类的挑战:“人们在科学研究中不断走入歧途,虽说人们有时候也得到科学之益,但无一次不是在得益的同时也受到损害。”[5]而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发展的挑战则极有可能是颠覆性的,那就是谁为主导的问题,是人类主导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人工智能反过来主导了作为发明者的人类自身?因而我们有必要思考人类自身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应对“异己”的风险,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是通过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最终确立了人的主导地位,这一基础正是源于人具有“德性”,而人工智能不具有“德性”。人工智能看似与人类处在了同等的地位,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自身;然而,人工智能身上缺失人类所独有的“德性”,也正是这种缺失使得人工智能隐藏着引发社会风险的可能性,由此,人工智能陷入了一种“德性”之困。

  化解人工智能“异己”风险的关键在于,必须确立人类自身的主导性,消解人工智能的“独立性”,那么,人类自身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础何在就成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寻求人之为人的基础这一问题上,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恰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找内在于人的价值尺度,这是人类在处理与外部关系之时能够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础,因而从儒家思想中探寻这种为人自身所独有的价值尺度便成为我们化解人工智能走向“异己”风险的关键。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是在人类价值标准的规范之下,而不是超越人类自身的价值尺度,如果说对于传统技术人类还能够容易地做到对其进行制约,使其以“嵌入”的方式进入人类生活,那么对于人工智能的控制则面临更大的挑战,更需要明确人类自身价值尺度的重要性,化解人工智能走向“异己”的风险,使其如同传统技术一样以“嵌入”的方式进入人类生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二、“德性”之根基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根本差异就在于是否具有“德性”,“德性”正是人类自身内在的价值尺度,人类也只有依靠“德性”这一内在的基础,才有可能化解人工智能的“异己”风险。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何为“德性”。“德性”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活动,其形成的认识不是一种纯知识性的认识,而是具有一种“信念性”,即“德性之知的知是一种信念形态的知识”[6]。很显然,人工智能自身是不具备心理活动的,更谈不上所谓的“信念形态”,因而“德性”只能是属于人类自身的,并且是内在于人类自身的。对于“德性”问题,儒家有着十分深入的思考,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就在于“德性”,这也是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社会的道德基础。人类自身之所以能够拥有主导性,也正是由于“德性”基础,而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其本质上是缺乏这种“德性”基础的,人工智能尽管在表面上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然而由于缺乏“德性”根基,不能在与人类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必须受到人类以“德性”为根基的价值尺度的规约。

  儒家思想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一种和谐有序的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德性”,而“德性”的集中表达便是“仁”。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种“克己”的过程其实正是依赖于人本有的“德性”,而非外在的约束,“以个人生命之绝对要求来体现天人合德”[7],也就是说,“仁”作为一种根本“德性”始终是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么,这种内在于人类自身的“德性”能否体现在人工智能身上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不管其发展的程度如何,都是外在于人而非内在于人的,即便技术能够以“嵌入”的方式融入人类生活,其始终也是“合二为一”,而非纯然一体。而“德性”则是内在于人自身的,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天然情感。孔子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认为“仁”就呈现为这样一种情感的推移,“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8],很显然,这种推移的情感是人天生所具有的,而这也正是“德性”的源头。儒家另一位思想家孟子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老吾老”以及“幼吾幼”同样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质朴情感,正是依靠这种情感,人类之间的道德关系才得以建立,人类社会才能得到有序运行。这种道德情感是人类所独有的,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手段其本身是缺乏这种情感的,因而也必然缺乏相应的“德性”基础。人工智能想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依赖于人类所独有的“德性”,也正缘于“德性”的存在,才使得人类在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具备“德性”基础,其“自主性”就呈现出一种虚假的色彩,亦即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并没有道德色彩,其一旦脱离了人类的约束和控制,必将引发巨大的社会伦理风险。例如,最近日本研发出一款“妻子机器人”,在短时间内被一抢而光,“妻子机器人”的出现直接冲击着家庭伦理,进而对整个社会伦理产生深远影响。家庭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础,如果在家庭关系中人工智能以机器的形式取代人类自身的话,那么人类繁衍的基础就不复存在。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孟子也正是基于人类繁衍的视角来肯定家庭关系建立的重要性,并将人自身的生产视为一种“孝”,一种道德。人工智能固然不具备“德性”基础,然而人类应该以“德性”来对其发展进行一定的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是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为前提的,而不能以破坏人类社会和危机社会伦理为代价进行盲目发展。正是由于人工智能缺乏“德性”基础,因而其表现出来的“自主性”带有虚假性,我们认为只有在涉及到道德以及价值选择的时候,才能彰显出真正的“自主性”,而人工智能所谓的“自主性”恰恰是不带有道德色彩的,人工智能缺乏内在于人自身的道德情感。

  目前对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具备自我意识尚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其有可能产生出自我意识。尽管我们不否认人工智能有可能具备像人类一样的“自我知识”以及“人工智能具有成为发明人的客观条件”[9],然而,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自我知识”是没有经过反思的孤立的系统,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缺失“德性”基础,从而缺乏如同人类一样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在儒家看来,人类“德性”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其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自我反思将自己与他人联系一起,如孔子所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正是在与他人的联系当中,人类以原本的道德情感为基础,建构起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尽管可能具备独立的“自我知识”,然而其始终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由于其缺失“德性”基础,不可能建立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从而也缺乏进行自我反思的能力,人工智能的“自我知识”是未经过自我反思的,从根本上讲这种“自主性”带有虚假色彩,具有盲目性。

  综上所述,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之中,人类自身因为具有“德性”基础才具备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而人工智能发展存在的风险正是由于缺失“德性”基础,即便人工智能可能拥有“自我知识”,这种“自我知识”也是未经反思的缺乏道德色彩的。儒家思想通过肯定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情感,确立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尺度,要想化解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风险,则必须以“德性”为基础对人工智能进行价值规约。

  三、心灵之反思

  儒家思想认为,人类的“德性”之所以能够成立,根源在于心灵的反思,“德性”虽然是人类所固有,但是也必须经过一个心灵反思的过程。正如王阳明所讲的“致良知”一样,“良知”虽为每个人所有,但是也需要“致”的工夫才能呈现。那么,何为“心灵”呢?“心灵”问题本质上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具有对人类自身行为进行反思的能力。可以这样认为,“心灵”与“德性”为一体之两面,“心灵”是基础,而“德性”是显现,在逻辑关系上,“心灵”在先,“德性”在后,但是本质上二者是同一种事物,“德性”正是“心灵”反思之显现。人工智能之所以缺失“德性”基础,是因为没有心灵之反思,而“心”是人类自身所独有的,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其本质上没有心灵的体悟与认知功能。那么人类的心灵又是如何进行反思的呢?人工智能为什么无法获得这种心灵反思呢?我们分别从儒家两位代表人物孟子和荀子对于“心”的认识入手来加以阐发。

  孟子认为,人类先天的“德性”根植于“心”,是不假外求的,只需要通过“反身而诚”的方式就能保有“德性”,这便是孟子最具代表性的“性善”学说。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孟子认为,“心”是人类道德情感产生的根源,然而他同时也注意到,这种先天的道德情感又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迷失,因而又需要时刻对“心”进行养护:“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这种养护很显然就是通过心灵的自我反思进行的,孟子称之为“反身而诚”:“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孟子这种“反身而诚”的方式主要侧重于“体悟”,是一种“内求”。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本质上是缺乏心灵感知的,因而不具备内在的道德情感,也就根本无法通过“体悟”来进行心灵反思。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尽管可能自主地产生一系列知识,然而其本质上缺乏如同人类一样的反思能力,没有内在的道德情感,也就无法获得一种内心的“体悟”来获得道德认知。

  从缺乏内心体悟这一点来看,人工智能自身所能产生的知识是不具备道德色彩的,只是作为人类知识的一种延伸而存在,而内在于人类自身的“体悟”式的心灵反思是不可能通过一种技术手段来传递给机器本身的。正是基于此,人类自身与人工智能的行为模式便存在着本质差异,人类自身的行为始终是在反思中进行的,而且这种反思主要体现为通过体悟进行道德反思,而人工智能的行为则完全是按照程序来进行的,其从根本上缺乏这种体悟能力,缺乏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与控制。

  其实,儒家对于人类心灵反思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体悟”加以“内求”的层面,还认为人类自身可以通过“心”主动地对外部事物进行认知,这集中体现在荀子对“心”的理解上。荀子讲:“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荀子·解蔽》)荀子首先认为“心”处于“神明之主”的关键地位,其决定着人自身的思想活动以及行为方式。进而,荀子认为“心”的这种主宰地位来源于其对外在事物的认知功能,“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人类的“心”天然具备认知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要通过对外在“物之理”的认知来实现,由此可见,荀子更加注重“心”的“外求”层面,即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与理解。我们知道,人工智能也有可能自主地产生知识,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心”的认知,然而其与人类自身的根本差异在于:人类“心”的认知具有一种反思功能,而人工智能则主要呈现为一种机械式的反应,不具备反思能力。荀子认为,人类心灵认知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道”,这具有浓重的道德色彩:“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很显然,荀子认为人类心灵的认知主要体现为一种道德反思,这与人工智能那种机械的认知模式是根本不同的,人工智能的认知不具备道德色彩,不受道德的约束与控制。

  由此可知,人类的心灵固然是通过“外求”的方式来获得对外在事物的认知,然而这种求知的方式是完全由人类自身所掌控的,并且主要体现为一种道德层面的认知,而人工智能的认知尽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其本质上仍然是人类知识的延伸,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认知不具备道德色彩,也存在着引发社会风险的隐患。也就是说,人类心灵的认知是带有道德情感的,不是盲目地顺从人类自身欲望的驱使,这无疑也是得益于心灵的反思作用,就正如荀子所言:“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心”对于“欲”具有一种控制和规范的作用。这种对欲望的控制与规范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人工智能一旦脱离了人类的控制,其行为便不具备道德的约束,呈现出一种盲目性,这也正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隐藏的风险所在,人工智能只有始终处于人类心灵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健康的发展。

  人类通过心灵的反思才最终确立了“德性”的基础,而这恰巧是人工智能所缺失的。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其本质上缺乏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因而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必须依靠人类的心灵反思,以“德性”为基础对其实施规范与制约,“人类的理性足以引导自己最大限度从技术中获得收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回避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10]。同时,我们只有把心灵之反思投射到现实操作层面,才能切实化解人工智能“异己”所带来的伦理风险,这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来加以解决:一方面需要科研工作者自觉遵循伦理规范,在人工智能的研发过程中恪守道德底线,使人工智能产品为人类社会造福;另一方面需要我们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人工智能的应用进行规范和制约,确保其发展始终处于人类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只有如此,才能够使人类心灵的反思在现实层面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异己”的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现代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舒适,另一方面也隐藏着极大的社会伦理风险。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人工智能发展对于人类自身所构成的潜在威胁,并且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然而大多聚焦于具体的措施,如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指导等等,却没有从根本上分析人类为什么应该并且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当我们从儒家心灵的视角来探讨人类自身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之时,我们就会发觉二者的根本差异所在,人类正是具有内在的“德性”根基,才能够在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之中处于主导者的地位。同时,“德性”根基源于人类心灵的反思,这种反思是通过体悟与认识的方式来实现道德的确立,而这正是人工智能所缺乏的。从根本上讲,人工智能由于缺乏人类所独有的心灵反思功能,从而缺失道德情感,才使其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产生“异己”的伦理风险。要化解人工智能的“异己”风险,必须从根源处入手,以人类心灵的“德性”之光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戴益斌.试论人工智能的伦理责任[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7(1):27-36.

  [2]孙向晨.人禽之辩、人机之辩以及后人类文明的挑战[J].船山学刊,2019(2):5-10.

  [3]王健.现代技术伦理规约[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3.

  [4]尼尔森.人工智能[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1.

  [5]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6.

  [6]张茂泽.论德性之知[J].孔子研究,2019(6):111-119.

  [7]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0:105.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73.

  [9]邓建志,程智婷.人工智能对专利保护制度的挑战与应对[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0(2):15-24.

  [10]刘庆昌.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思辨[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40(1):1-8.

作者简介

姓名:孙旭鹏 赵文丹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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