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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试论商周青铜器的中期质变
2020年02月26日 10:17 来源:《考古》2019年第9期 作者:毕经纬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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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青铜器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几次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商周青铜器的发展过程分成若干个时间上连续但面貌却不相同的阶段。这些变化的内涵、形成的原因学界一直未见系统的讨论,鉴于此,本文着力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质变

  青铜器的质变是指某一时期的青铜器在类别、形制、纹饰等方面发生显著变化。

  (一)商代青铜器的质变

  目前关于商代青铜器的分期主要有二期、三期两种意见,但对商代铜器分组的分歧不大。本文主要讨论商代铜器各组间的区别与联系。

  商代早期的二里冈第一至三期铜器类别基本相同,均以酒器为主;形制差别也不甚明显,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纹饰皆以简略的几何纹为主,具有早期铜器的特征。商代中期的二里冈第四期和花园庄早期、晚期铜器的区别也较小,铜器的类别、形制以及纹饰基本相同,其间虽有一些变化,但联系明显大于区别。商代晚期的殷墟第一至四期的区别也较小,铜器的类别基本相同,形制、纹饰虽有一定变化,但联系明显大于区别。需要注意的是,商代早、中、晚三期铜器间的变化较大,尤其是中、晚期铜器之间的变化明显。

  商代中期铜器的类别较早期有所增加。兽面纹多见,纹饰方面打破了早期以简单的几何纹为主导的格局。原有器类的形制也有一些变化,但演变关系明显,连续性较强。总的来看,除了纹饰变化较大,早、中期铜器的类别与形制变化均不是很大,联系明显大于区别,属于量变。

  商代中、晚期铜器变化显著。仅殷墟第一期新出现器类的数量已接近商代中期铜器类别的数量,而且铜器组合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形制与纹饰变化也十分明显。族徽与铭文方面的变化也较显著。总的来看,商代中、晚期铜器的剧烈变化是延续了300余年旧面貌的结束和即将延续300余年新面貌的开始,可以说是质变。

  (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质变

  因有一定数量的标准器,西周铜器的分期更为细致、精确。西周铜器目前一般划分为5组。其中第一组大致在武王至康王时期,第二组大致在昭王至穆王前期,第三组大致在穆王后期至共王时期,第四组大致在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时期,第五组大致在宣王至幽王时期。

  第一、二组铜器类别基本相同,均以酒器为主。两组铜器形制虽有一些变化,但连续性较强。纹饰方面,第二组铜器出现垂冠大鸟纹,但作为主体的兽面纹和夔纹仍然沿袭了第一组的纹样。族徽、日名在两组铜器上都较为常见。

  第二、三组铜器类别上略有变化,第三组中食器的数量有所增加,酒器有所减少,但总体上酒器的比例仍大于食器。形制方面,形体由高向矮发展,部分器物的腹部下垂,尊由三段式觚形尊变为两段式觯形尊,但两组器物演变关系明显,连续性较强。纹饰由以兽面纹为主转向兽面纹与垂冠大鸟纹并行。第三组具有族徽与日名的铜器略有减少。

  第三、四组铜器变化显著。第三组及之前铜器类别主要是酒器,第四组酒器种类及数量急剧减少,食器种类及数量大增,组合由以酒器为主转向以食器为主。尚酒与重食是商、周铜器系统的重要区别,发展的转折点发生在第三、四组之间。同时大规模的新、旧器形和纹饰的更替也发生了。以往铜器上流行的族徽与日名在第四组也急剧减少。

  第四、五组铜器均以食器为主,以鼎、簋组合为核心。形制也基本相同,只是第五组蹄足鼎明显多于第四组。两组的纹饰也基本相同,族徽与日名均少见。

  可见,西周铜器第一、二组变化不大,第二、三组有一定变化,第三、四组变化显著,第四、五组变化较小。第三、四组铜器的区别是质变,并形成了新的铜器系统——西周铜器系统。第三、四组之际大致在共王、懿王之交(约公元前900年),正处于西周中期,此时周覆商已有约145年。西周中期铜器的变化,是延续了大约700年的酒礼器时代的结束和即将延续700年的食礼器时代的开端,是商周青铜器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变化。

  (三)春秋时期青铜器的质变

  春秋时期青铜器细分成6组,其显著变化也发生在中期前后,主要表现为器类、形制、纹饰大规模的更替。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鬲、簋、铺等器类在春秋中期以后趋于消失,新生器类涌现并迅速流行。器物组合也随之发生明显变化。

  (四)战国时期青铜器的质变

  战国时期青铜器细分成4组,其显著变化也发生在中期前后,主要表现在新旧器类、形制、纹饰的更替。作为战国铜器的余续,汉代铜器的质变大致发生在武帝后期,时值西汉中期,也主要表现在新旧器类及纹饰的更替上。西汉前期青铜器的类别、形制、纹饰等均与战国后期基本相同。至西汉后期,战国后期延续下来的青铜礼器趋于消失,大量实用器涌现。继续存在的器物形制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汉代铜器在西汉后期才逐渐摆脱战国后期铜器的影响,并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铜器系统——实用器系统。至此,传承1500余年的中国青铜礼器系统基本走到了尽头,逐渐被实用器系统取代。

  综合以上分析,商周时期青铜器发生量变相对频繁,比如西周昭王时期的铜器与周初铜器相比已有一些可以观察到的区别。但发生质变,即基本摆脱前朝铜器影响,形成新的铜器系统,一般需要100年以上的时间。

  二、商周青铜器中期质变论

  本文从“现象-规律-原因”这一链条式研究思路,分析商周青铜器的质变现象。

  (一)商周青铜器中期质变论的提出

  商代、春秋及战国铜器的质变均未经过王朝更替而发生,是自身青铜文化演进的结果;西周与汉代铜器的质变则是在王朝更替后对前朝青铜文化的革新。两者的共同特点是新朝代之初铜器面貌与前朝后期基本相同,新朝代中期之后形成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铜器系统。

  对于青铜器在商代至西汉等朝代中期前后的显著变化,本文初步提出“商周青铜器中期质变”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的“中期”只是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可能略早或略晚一些,而不是各个朝代绝对的中间年份。这一观点的提出,旨在说明青铜器不会随着朝代更迭而骤然发生显著变化,而会经历相当长的量变积累过程。

  (二)商周青铜器中期质变的原因

  促使商周青铜器中期质变发生的因素是青铜器及其组成的青铜文化发展具有渐变性,即一个青铜文化一般会经历形成、发展、衰落、消亡或转变的过程。其中一个环节的完成都会经历一段时间,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变。

  旧铜器系统的消亡与新铜器系统的形成往往会经历此消彼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当旧的铜器因素在总量上占据优势时,铜器面貌就属于旧的铜器系统;新的铜器因素占据上风时,则标志着过渡期即将结束,新的铜器系统即将形成。

  青铜器及其组成的青铜文化为什么具有渐变性特点?过程考古学认为,文化是政治、社会、技术、生业、意识形态等子系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文化变迁一般发生在这些子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之后,而各个子系统发生变化需要一个过程。政治系统、社会系统、意识系统、技术系统发生作用,并造成青铜器在以上朝代中期才发生更迭,归根结底是较为缓和的文化选择(cultural selection)的结果,同时也有文化漂变(cultural drift)的因素。缓和的文化选择会造成物质文化(包括青铜器)的渐变。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新统治集团的势力不断壮大,前朝遗民尤其是其中的既得利益群体对新统治集团的认同感不断增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纳新统治集团所倡导的文化系统,而逐渐偏离原有传统,文化漂变因之逐渐显现。同样,由于文化漂变,即使未经历族群更替的朝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系统也会逐渐发生变迁,比如商代、春秋以及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变化。

  综上所论,商周青铜器大约经过50余年就会出现一些可见的变化,但质变往往需要经过100多年的积累才会发生,且大多发生在各自朝代的中期前后。商周青铜器的中期质变,缘于青铜器具有渐变性特点,不会随着王朝更替而骤然发生更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漂变的作用逐渐显现,青铜器会渐渐偏离原有传统,最终转向新统治集团倡导的文化系统。商周青铜器中期质变论的提出,是对商周青铜器发展进程的再次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揭示青铜器及其他物质文化的发展规律,进而重新审视考古学文化与王朝(或族群)在时间上的对应关系。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2019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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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毕经纬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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