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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现所见楚文化在东南和西北方向的进退
2020年02月13日 11:30 来源:《三代考古·八》 作者:徐良高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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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背景与问题缘起

    有周一代,楚人与楚文化的主要对手和争霸对象是中原文化及其政权。西周时期,楚人与周王室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如周初的昭王南征荆楚。东周时期,早期的晋国和后来的三晋都是楚人的主要对外争斗对象。虽然楚文化主要受到中原地区周文化的影响,楚人也把主要的努力方向放在北方的中原地区,但影响楚国成败和楚文化未来的重要因素却是来自它与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的相关势力与文化的关系。因此,我们不仅应该重点关注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而且应该关注楚文化在西北与东南两个方向的进退与影响力。

    楚人虽不断北上争霸中原,也向西发展,灭庸逐巴,但楚人不断取得的成功却是在东方和南方。经过长期的扩张、发展,长江与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楚文化的分布区。春秋之时,“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已显示楚国早期的东进战略。此后,楚人不断在东方灭国拓疆。战国之时,楚国在与西北的秦国斗争中常常落败,但在东方的发展却很成功。楚国也常常联合西北的秦国来共同对付东方的齐国,巩固自己在东南方向的扩张成果。楚国都城东迁后,更专心经营东部。考烈王在位时,以春申君为相,致力于东部的发展,楚国国力有所恢复,并在公元前256年灭鲁。

    从文献记载看,总的来说,楚人在西北方向先攻后守,进展不大,终灭于秦;而在东南方向却基本取攻势,并获得巨大成功。

    据文献记载,楚国两次迁都城阳城也与同其国东南、西北方向政治势力的斗争密切相关。

    第一次,公元前506年前后,楚国与东南方的吴国交战,吴国军队攻破楚都郢,楚昭王逃亡,楚国第一次将国都临时迁于城阳。最终,西北的秦国派兵“五百乘”,前来援助楚国,使楚国免去亡国之祸。

    第二次,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攻破楚都郢,并占领湖北一带大部分楚地,形势危急。无奈之下,顷襄王不得不把楚国的统治中心第二次迁到城阳,以作为自己的临时都城。顷襄王以城阳城为基地,开启了后来楚国迁都淮阳,立足东南,继续苟延几十年的新局面。

    二、考古所见秦地的楚文化及其特点

    与文献记载相呼应的,在考古发现的古代物质文化遗存中也展现出楚文化在西北方向居守势和在东南方向居攻势的现象。

    首先,从秦楚疆界地区的文化遗存变化替代现象来看,处于秦楚交界处的丹凤楚墓、陕南楚墓显示了楚文化遗存在西北方向的进退与最终消失的变化过程。其中,以陕西丹凤商邑为代表的秦文化遗存取代楚文化遗存典型地反映了秦文化与楚文化在这一带的一进一退。杨亚长通过分析丹凤地区的楚文化风格墓葬、遗存与秦文化风格墓葬、遗存的替代现象,指出:“从考古资料来看,约自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丹江上游所发现的考古遗存为楚文化遗存;但是到了战国晚期,该地区的考古遗存则为典型的秦文化遗存。如在丹凤古城楚墓地的西侧,就曾发现有战国晚期时修筑的古城;而在古城旁边的居住遗址中,所发现的战国晚期遗存均为典型的秦文化遗存。该遗址还出土有‘商’字瓦文,说明这里应当就是秦国的商邑。在山阳鹃岭东周墓地,战国早期和中期墓葬均属楚系,而战国晚期墓葬则为典型的秦墓。此外,在商州区(原商县)甘河口村和山阳县乔村等地点,近年来亦有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典型秦墓被发现。这些考古遗存清楚地表明,到了战国晚期,丹江上游地区的楚文化已经被秦文化所完全取代。”

    从处于秦文化中心区的关中秦墓出土遗物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楚文化因素在秦文化中极为少见,反映出楚文化在秦人眼中地位不彰,楚文化对秦文化的影响极为有限。

    为了以考古发现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从考古学常见的遗物—陶器来看看秦文化和楚文化各自独具特征,互不相同的陶器器类、器形及其组合。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秦文化有自己独特的陶器群组合,包括日用陶器和仿铜陶礼器两大类。其中,仿铜陶礼器春秋至战国早期多见于中型以上贵族墓葬中,到战国中后期,仿铜陶礼器则在大、中、小型墓葬中均可见到。

    从日用陶器组合来看,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早期,秦文化基本相同,均以鬲、豆、盆(盂)、罐为常见组合,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出现囷。战国中期,日用器以鬲、盂、罐为组合,新出现了小口圆肩罐,有些墓还出现釜。战国晚期直到秦代的日用陶器组合为釜、盂、罐,或并出茧形壶。从日用陶器的器形变化来看,鬲体逐渐变扁,肩部越来越明显,裆部由较高发展到低平裆;豆由深盘变浅盘,豆柄由粗矮向细高发展;罐的喇叭口由小变大,颈部越来越高。

    秦文化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包括鼎、簋、方壶、甗、匜等,器表多施彩绘图案。战国中期以后的陶礼器为鼎盒壶组合,包括附耳圆腹鼎、有盖豆、锺式圆壶,有些墓中还见蒜头壶、茧形壶。

    楚文化陶器则以高柱足楚式鬲为代表,典型陶器组合为鬲、盆(盂)、罐、长颈壶、豆、瓮等。鬲最具特点,造型为高柱足,足窝浅,与当地传统的罐形鼎和盆形鼎相似,被称为鼎式鬲或楚式鬲。盆为宽扁形,束颈,内凹底,素面或腹部饰绳纹。豆分细柄豆和盖豆,多饰暗纹。

    除了日用陶器外,楚墓还随葬了大量的火候较低的泥质陶明器,其中大多数为仿铜礼器,少数为日用陶明器。日用陶明器组合为鬲、盂、罐或鬲、盂、豆、罐。仿铜陶礼器主要有两种组合:一种为鼎、簠、缶、盘、匜、豆、斗,主要流行于江陵地区;另一种为鼎、敦、壶、盘、匜、斗(或加豆、盉、小口鼎、勺),多见于鄂北地区。战国晚期,楚墓流行鼎、盆、钫、盘、匜、勺陶礼器组合。陶敦经历了由椭圆形到球形,从蹄足变为钮形足的过程。

    参照以上标准,通过全面梳理关中地区秦墓的形制与随葬品,我们可以发现,在秦地秦文化墓葬随葬品中,楚文化因素极少见。迄今为止,仅在咸阳任家咀、沣西客省庄、华县东阳、陇县店子等几个墓地的极少数墓葬中见到个别楚文化因素的器物。

    任家咀秦墓共发掘秦墓242座,时代从春秋中期至统一秦前后。出土楚文化特征的文物有陶鬲、陶鼎、铜戈、铜剑等屈指可数的几件。其中,陶鬲M42:1,敛口,方唇,束颈,三柱足,口径17.1、高16.7厘米。陶鼎M196:9、M96:4、M211:4,高足、外撇,高耳,蹄足,肩附两立耳,耳上有长方形孔。铜剑首M80:8、M76:1,茎为圆柱形,剑身扁平,两面有脊,柱上有缠绕的丝麻痕,与楚地常见的剑相似。

    在沣西客省庄东周秦代遗址中存在一种瓮棺葬,由两件陶鬲口对口套在一起构成瓮棺。所用陶鬲一般都是东周时期典型的秦文化陶鬲,但陶鬲K65为柱足,形制特殊,具有楚式鬲风格。

    华县东阳墓地共发掘秦文化墓葬39座。墓地出土的3件仿铜附耳球腹陶鼎(M62:1、M62:2、M62:4)具有楚式鼎的风格。另外2件兵器可视为楚文化因素,其中,戈镦M34:2与当阳赵家湖和长沙楚墓的相关戈镦形制相似,铜剑M17:1与当阳赵家湖楚墓AⅡb式铜剑相似。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羽状纹衬地四山纹铜镜和云雷纹衬地的花叶纹铜镜各1件,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的卷云纹、羽状纹铜镜各1件(M28031:1和M43173:3),它们与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楚墓中出土的铜镜相似。风翔西道沟出土一件铜缶(M26:11),与楚地的浴缶相似。另外,西安南郊潘家庄M159出土一枚“郢冉”金币,1972年咸阳渭城区路家坡发现形制基本完好的陈爰金版8枚。

    从这些楚文化风格遗物的出土背景来看,它们都不是独立成组地出现的,而是零星地、偶然地与典型秦文化风格器物共存于同一座墓葬中,看不出其受到特别重视,占有重要地位的迹象。如任家咀M42的柱足鬲与典型的秦文化陶器盂和喇叭口罐同出(图一);华县东阳M62的仿铜附耳球腹陶鼎也与典型的秦文化陶器盂和喇叭口罐同出,与铜剑M17:1同出的墓内随葬品是典型的秦文化陶器壶、鼎、喇叭口罐、簋、豆、盆、甗、囷等。迄今为止,在秦国范围内尚未发现典型楚文化风格墓葬及与之相伴的成组楚文化风格遗物出土。

  以上这些现象反映出楚文化在西北的守势和对秦文化影响力的弱势地位。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也应看到楚秦文化互动关系的另一面。东周时期的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争斗中失败,但经过秦末的争战,建立汉王朝的统治集团来自楚文化区,因此汉代文化具有浓厚的楚文化因素。“丰富灿烂的楚文化对统一的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楚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对汉代的精神文明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两汉时期,长江流域区域信仰文化通过来自于长江流域的统治阶层将自身的诸多文化因素带入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汉文化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神仙世界、天上地下、羽化升仙、东王公、西王母、巫蛊之术等等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它们成为墓室壁画、画像砖、铜镜纹饰等的主题。汉代文化中的这些因素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礼乐文化差别很大,而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似一脉相承。”以楚文化为根基的长江流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最终战胜了秦文化,东周时期多元文化的融合产生了辉煌的汉文化。

    三、考古所见吴越地区的楚文化及其特点

    与西北方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楚文化在东南方向表现出明显的攻势和强势的文化传播地位。关于楚文化在东南的发展,许多学者都有关注。我们试以吴越文化特征墓葬与楚文化特征墓葬在吴越地区的盛衰消亡和替代现象来一窥楚文化是如何向东南地区扩张并最终取代传统吴越文化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吴越墓葬和楚文化墓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彼此之间有何区别。

    两周时期,传统吴越文化的葬俗特征包括墓葬建于平地或山坡山顶之上,盛行平地掩埋、堆土成墩的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一墩一墓或一墩多墓,葬具流行独木棺和木头搭建的人字形椁,主要随葬原始瓷器、印纹硬陶器以及具有自身风格的铜器,大型墓葬中的礼乐器多为原始瓷质,少见青铜礼器。

    楚文化墓葬的基本特征则为土坑竖穴墓,埋葬于地面之下,以棺椁为葬具,大墓棺椁之间由隔板分成多室。棺椁周围往往填以青膏泥。随葬品既有青铜礼乐器,也有陶礼器和日用陶器,基本不见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大中型墓葬中常常随葬镇墓兽、人俑、大量漆器、遣策,等等。随葬陶器组合有鬲、盂、罐,仿铜陶礼器有鼎、盏、簠、盖豆、豆、敦、盒、壶、缶、盘、匜、小口鼎、盉(鐎壶)等,其中以鼎、敦、壶、盘、匜为基本组合。 在传统的吴越文化区内,即楚的东南方,西周至战国前期,流行的都是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这类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在宁镇地区、环太湖地区、宁绍平原、浙南闽北、皖南等地区广泛存在,甚至出现于苏北的连云港一带,是标志性的吴越文化特征。但进入战国后期,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却消失了,被楚文化风格的竖穴土坑墓所代替,楚式棺椁代替独木棺,此前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为主的随葬品也被楚文化风格的陶器、仿铜陶礼器、人俑、漆木器等所取代。

    据考古发现,迄今在东南一带已发现“楚式墓”30余座,散见于安徽宣城,江苏无锡、武进、苏州、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下同)、南京、江宁,上海嘉定、青浦,浙江安吉、绍兴、余姚、宁波等地。典型墓葬有苏州木渎考古所见战国遗存、上海福泉山M88、上海青浦重固战国墓、上海嘉定外冈古墓、苏州真山四号墩诸墓、苏州善山M7、无锡施墩M5、安吉五福楚墓、安吉垄坝楚墓、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江苏吴县何山东周墓、绍兴凤凰山木椁墓、浙江安吉上马山楚墓等等。这些墓葬中随葬品的陶器组合主要为鼎、豆、盒、壶,另加杯、钫、勺等,另外陶俑也较为常见。

    典型例证:苏州木渎古城西北约3千米的善山墓地M7,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3.26、宽1.7、深0.86米。墓内有棺,随葬陶器8件,包括鼎、豆、盒、钫、罐、勺、杯与俑头等。从器物特征看,该墓属典型的战国晚期楚墓。

    江苏无锡施墩五号墓,为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器物包括黑胎陶鼎2、黑陶簋(盒)1、陶纺2、黑陶杯2、陶钵(勺)2、陶碟(斗)2、陶俑2件等(图二)。 

  上海青浦县(今青浦区)福泉山M1出土泥质灰陶鼎2、盒2、壶2、豆2件,泥质红陶罐1件,玉璧2件;M4出土泥质红陶鼎1、盒1、钫1、勺2、俑头2、俑手4件,泥质灰陶豆1、壶1件。发掘者参照高至喜有关湖南楚墓的研究,推断这些墓葬的年代属于战国晚期,文化特征属楚文化体系。

    绍兴凤凰山M3,墓室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木椁四周充填白膏泥,完全为楚式墓特征。随葬的泥质黑陶器和原始青瓷器各半,另有15件印纹硬陶,其中的泥质黑陶器是楚式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器是越式的。对于这些越文化风格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有学者根据墓中出土玉矛上的“越王不光”铭文,推测越式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和这柄玉矛一样,是墓主战胜越国后获得的战利品。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楚、越两种文化因素同处于一座墓葬的现象是“越文化与楚文化融合体”的表现。

    1992—1994年,在苏州真山墓地抢救发掘一批东周墓葬,其中有3座被认为是“战国晚期”的墓葬,编号为D1M1、D2M1和D3M1。D1M1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墓道靠近墓室口处两侧竖立有铜戈,虽被盗扰,仍出土了包括4件鼎在内的26件铜器。此外,还有陶质郢爰冥币2块和1件玉璧等遗物。尤其是“上相邦玺”铜印的出土,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或认为铜印与楚相黄歇有关,从而推断该墓可能为春申君之墓。D2M1形制与D1M1接近,但规模略小,出土遗物16件,包括泥质红陶鼎2、盒2、钫2、杯2、勺4、俑头1件,泥质灰陶双耳罐1件,铜镜1件。D3M1为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出土遗物15件,包括泥质灰陶鼎4、敦(盒)2、俑头1件,釉陶壶2、瓿2、薰1件,铁剑1件,玉扳指和玉印各1件。发掘者推断D2M1和D3M1的年代均为战国晚期,墓主分别为春申君的夫人和儿子。

    1973年12月江苏无锡前洲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1件铜鉴和2件铜豆上均有铭文。李零、刘雨考证认为“(铜器)大约是作于公元前306—223年的八十四年间,而且比较大的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的靠后,即在楚徙都寿春后的十八年间。”“是一位楚王子所作”。李学勤进一步推断这组青铜器“应为一座墓葬的随葬品,器主是掷陵君王子申”,“可能是楚幽王之子,也可能是其弟”,“王子申之封,只能是黄歇被李园刺杀之后,即公元前237年之后”。另有器主为“春申君”或“王子负刍”等不同的看法。

    总之,所有这些吴越地区楚式墓的墓室形制、棺椁结构都显示出典型楚文化的特征,随葬器物及其组合,无论是铜器、玉器,还是陶器,都和其他地区楚墓的器物基本一样,展现出楚文化在东南强势传播的历史现象。从时间上看,这种典型楚式墓出现并广泛分布于吴越地区的时间与文献记载的战国中期“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的记载相呼应。

    针对典型楚式墓广泛出现这一现象,有学者推断:“当楚人灭了越国、驱逐了越人以后,在吴越地区楚文化不是继承越文化,而是覆盖了越文化。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在吴越地区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是前后相继的,就像是三叠层一样,然而它们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替代与覆盖,所以我们不能把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越文化和楚文化也称作‘吴文化’或‘大吴文化’。”虽然这一论断有些绝对,但战国中期以后,楚文化在东南地区强势传播,楚文化短期内代替传统吴越文化的现象确实明显,楚文化认同取代传统吴越文化成为东南地区的主流文化认同。也正因为这种对楚文化认同的形成,项氏几代虽本为楚国传统贵族,却以江东,即原来的吴越文化区为自己的老家、根据地,最终率领原为吴越之地的江东子弟北上灭秦,实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壮志。

    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楚文化在东南方向融合、取代当地吴越文化传统而获得的成功。这种有效促进不同文化融合的经验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值得我们总结和重视。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楚文化在西北方向秦文化区和东南方向传统的吴越文化区传播状况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出,楚文化在西北方向的秦文化区呈现明显的弱势、守势地位,在东南方向的吴越文化区呈现明显的攻势、主导地位,两者对比鲜明。这一现象与文献中战国中晚期楚国势力东进西退的历史记载相符。这一比较研究也使我们对物质文化传播与政治背景的关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作者: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三代考古·八》2019年11月  此处省略注释,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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