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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大发现到古史研究黄金时代
2019年03月01日 08: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江林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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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发现的材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字资料,所谓出土文献;另一类是遗址遗物。以上两类,都是我们研究古史的重要资料。由考古大发现,我们可以推测,必将迎来古史研究的“黄金时代”。文史工作者生逢其时,是十分幸运的。

  “古史重建”须与时俱进

  这里有必要对“古史”略作说明。中国的历史十分悠长,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般所谓的“古代”,是相对于“近代”“当代”而言的。而整个古代又由于时间久远,可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学术界的一般意见是秦代以前为“上古史”,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先秦史”。两汉至隋唐为“中古史”,宋元明清为“近古史”。本文讨论的“新出文献与古史重建”之“古史”,也是就“上古史”而言。

  司马迁《史记》将秦代以前的古史分为五帝时代、夏、商、西周、东周等阶段。过去,由于“五帝时代”无法证明,只能称其为“传说时代”。由于考古大发现所提供的资料,经过学者一个世纪的努力,证明中华古文明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即已起源。所以,从五帝至夏商周都已进入历史时期。过去,讨论秦汉以前的古史,一般只上推到商周或夏商周,现在则可以推到五帝时代。如果再细分,也可将商代后期至东周称为“历史时期”。从商王武丁起,我们已有丰富的甲骨文,西周有甲骨文、青铜铭文,东周则有青铜铭文、简牍帛书,同时还有“六经”、《左传》《逸周书》以及“诸子”等传世典籍。而商代前期上至五帝时代,虽也有相关文字记录,但终究不够系统完整,特别需要考古材料的补充印证。我们可将这个时期称为“原史时期”。在五帝时代以前,即中华文明起源以前,自然是“史前时期”了。

  当今的“古史重建”,无论在时间长度上还是在空间广度上,都必须有所发展、有所拓展,“古史重建”必须与时俱进,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新出文献揭开古史新图景

  古史重建既需要考古遗址遗物的证明,更需要出土文献的印证。相对而言,出土文献更直接。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成了20世纪文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学界称之为“新证派”。在此基础上,傅斯年、李济等又提出古史重建工作。此后,徐中舒、杨向奎、饶宗颐等作了进一步发展。从研究方法看,“古史新证”主要是地下出土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的互证,而“古史重建”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考古遗址遗物、中国域内少数民族资料以及域外异邦古史资料等,即所谓“五重证据法”。由此看来,“古史重建”在方法和途径上更为宽广。限于篇幅,我们仅就“出土文献与古史重建”略作讨论。

  第一,新出文献对传世文本的新证与补充。近年来,由于战国简帛的新出,使得相关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这可以清华简为例。清华简内容以经史类为主,其中有《尚书》及相类似的文献20篇,是至今为止有关《尚书》的重要发现。清华简相关篇章的出现,可以为孔子编《尚书》有关问题的讨论提供重要线索。

  关于《诗经》。今传《诗经·唐风》有《蟋蟀》一篇,《诗序》说《蟋蟀》篇是为了“刺晋僖公”而作。晋僖公的在位年代属于西周晚期。而清华简《耆夜》篇记载周公作《蟋蟀》篇,时代早在西周初年。这说明传本《唐风·蟋蟀》实际上是由周初传下来的,而《诗序》所说的年代有误。不仅如此,清华简《蟋蟀》还可以纠正《诗序》关于《蟋蟀》主题的误解。另外,清华简里面还有《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迄今所见西周篇幅最长并有作者的诗篇。这些都极大地开拓了我们对《诗经》的认识。

  第二,新出文献对三代世系的新证与补充。《史墙盘》铭文印证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前半段,《逨盘》铭文则补上了西周王室世系的后半段。西周青铜铭文提供的西周王室世系与《史记·周本纪》所载完全一致。

  王国维、郭沫若用于证明夏禹存在的两件青铜器,属于春秋时代。2002年出土的遂公盨铭文年代为西周中期,而且其铭文不仅记载夏禹名字,并且有关于夏禹历史的详细记载,相关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尚书》《诗经》《山海经》《天问》相互印证。

  殷墟甲骨文记载商王成汤之前的先公先王名号与《史记·殷本纪》所记大致对应,而自上甲开始,均以天干十日为号,上甲以前虽不以天干,但也与太阳崇拜有关。商族先公的历史属于先商时期,在整个夏代的时间范围内。关于五帝时代的名号,也有许多出土文字资料可供印证。

  第三,新出文献对于古代史事的新证与补充。这方面的材料特别丰富,前景尤其广阔。关于商代,小屯南地甲骨和花园庄东地甲骨,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后期历史文化的认识。其中,小屯村北系的黄组卜辞与村中南系的无名组晚期卜辞数量较多,内容涉及征夷方、征盂方等重要历史事件。由于这些新材料的出现,学术界关于征夷方的讨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并因此提出商代晚期的狩猎中心不在传统所认为的河南沁阳,而在山东泰沂山脉。

  关于周代。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有利簋铭文可证。武王平定三监之乱,有大保簋铭文。周公东征,有禽簋铭文。周初封康叔于卫,有沬司徒疑簋铭文。封伯禽于鲁,有索氏铜器、卣人戈铭文、徐子鼎铭文。成王营建洛邑,有何尊铭文及北京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出的甲骨“成周”刻辞。这些都可以与《尚书》《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相印证。2016年新公布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所出的“薄姑”腹甲卜辞,提供了武王伐商、周公东征之前,东方薄姑国与周王室友好的一段历史,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之空白。

  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出文献与古史重建”的意义不仅在于推进学科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在于传承民族文化,总结古史发展规律,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为文化建设服务,为“四个自信”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通过新出文献对先秦经典作新证与补充,恢复其时代原貌。这对于正确把握民族文化,理解其中的民族精神,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通过新出文献印证的先秦古籍,去研究认识更真实的上古历史文化。以此为基础,可以更好地总结中国古史的发展规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自身特点。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先秦古籍中有关“天人合一”思想的记载,有关玉器、甲骨、青铜器礼仪的记载,有关血缘管理、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记载,有关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思想的记载,等等,都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我们应该对这些内涵丰富而有民族特色的历史文化作全面梳理总结,从而建构中国古史发展的理论体系。我们还应该与世界古文明相比照,展示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规律,丰富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

作者简介

姓名:江林昌 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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