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5日，夜，西宁县(今青海省西宁市，当时属甘肃省管辖)附近的峡谷中，瑞典人安特生和包括西宁道警官在内的数名随从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强盗袭击”——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安特生撰著，英国伦敦1934年英文初版)的书页里，记述着这个惊悚的过程：“透过黑暗，我看见了一个骑马人的轮廓，感觉到了身边的铁钉鞋，他决不是我们一行中的人；为了先发制人，我朝身边的黑影开了枪，在刹那间感到一股液体喷到了身上，我开了第二枪，他伏倒在马鞍上了。”

　　此后几天，这位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便在西宁附近湟水流域发现了著名的朱家寨遗址，安特生坦言：“在西宁河流域的朱家寨遗址中，发现了大规模的稀见遗物，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正因为如此，我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完全放弃了专业的地质调查。”

　　安特生所说的“遗物”，主要就是彩陶。彩陶之于安特生，就如同丝绸之路之于斯文·赫定、香格里拉之于约瑟夫·洛克——是彩陶，成全了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年7月3日——1960年10月29日)的“东方之梦”，也成全了史前中国的本来面目。

　　从1914年4月怀揣中国政府的聘书经印度进入新疆起，安特生的心思就已经被神秘的东方大陆撩拨得如醉如痴了：春日明媚，沿着悠长的塔里木河，舟行碧水中的安特生，一边观赏两岸风光，一边坐在船头抽暇阅读斯文·赫定刚刚出版的巨著《丝绸之路》。可以推想，在进入东方大陆的心态上，安特生和瑞典老乡斯文·赫定完全一样，他是不会只甘心找矿的。

　　1914年5月，到北洋政府农商部刚刚履任之后，安特生就凭借敏锐的眼光“捡了一个大漏”——他通过在北京的丹麦矿冶工程师麦西生(F.C.Mathisen)寓所的一些赭红色岩石追根溯源，于北京西北约140公里的宣化龙关山找到了储量达亿吨的富铁矿，并因此受到袁世凯大总统的接见，得到了一枚“三等嘉禾勋章”；之后，运气好得令人匪夷所思的安特生，又在宣化境内撞上了兜售铁矿石的贩子，并循着他们的脚迹发现了烟筒山铁矿。1919年9月，以龙关山铁矿和烟筒山铁矿为主要矿源的石景山钢铁厂破土动工，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陆宗舆担任龙烟铁矿督办。

　　在发现和挖掘仰韶遗址以前，安特生的工作领域是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在《黄土地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他自叙道：“1914年我是第一个偶然发现叠层矿石有机起源的人；1918年我发现了聚环藻团块并认识到它与北美寒武纪前期相似‘化石’的联系；同年我们在中国发现了第一个三趾马区，在科学界很有名；1919年在蒙古的额尔登特发现了海狸群。”此后，他又发现了黄河始新世哺乳动物群、奉天沙锅屯洞穴堆积和著名的周口店遗址。

　　1921年4月18日，仰韶，撞进了安特生的命运——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跳入了他的视线；此后，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就是由安特生主持，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同参与的“仰韶遗址发掘”——毫无疑问，这次发掘，使得土层之下的中国史前文明(安特生语)“与我们所知的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发现仰韶，是偶然的；但是，去发现仰韶，绝非偶然。自袁世凯病殁，北洋时局混乱，安特生的工作经费也日渐拮据。为了支持他在中国继续从事考古工作，瑞典考古学家蒙特利乌斯(O.Montelius)在1920年5月31日写给瑞典科学研究会的《经费申请备忘录》中写道：“一般来说，类似的发展阶段(指石、铜、铁器时代)也极有可能在中国发生过。如果在世界其他地区习见的发展序列，也确实发生在几乎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那对人类文化历史的意义该是何等重要。现在看来，中国的发现正同四五十年前的西亚、埃及和意大利相似。如果安特生教授照他备忘录中所说的计划，去及时收集和发掘的话，中国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到解决。”

　　蒙特利乌斯的话，道出的正是安特生的心思。因此，在仰韶发掘完成之后，他很快藉由仰韶发掘的彩陶和中亚安诺彩陶(英译Anau，土库曼斯坦彩陶文化)、特里波列彩陶(英译Tripolye，乌克兰西部彩陶文化)的相似性对比，萌生了“因仰韶遗址之发现使中国文化西源说又复有希望以事实证明之”(安特生撰著《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年刊印)的妄断。

　　为了证实彩陶由中亚东渐到达中国内陆的假说，安特生把下一步考古的目标锁定在了中亚通向中原的必经之地——甘肃。经过精心的准备，1923年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古考察团到达了兰州。自此日起，一直到1924年10月回到北京，安特生始终都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范围内寻访探考。对此次甘肃(含青海部分地区)考古的成果，安特生在1925年6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的《甘肃考古记》的导言中颇为自得：“此次甘肃考古为期两年(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足迹所涉，几至甘省大部，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藏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强盗行为不同，安特生在甘肃的考古当属于具有国际合作性质的官方行为——他代表的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得到了瑞典科学研究会及该会会长瑞典皇储的资金补贴，得到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甚至甘肃督军陆洪涛的全力襄助。行走在黄土地上的安特生很惹眼，很做派，“安大人甚阔气，每月俸薪在中国拿3000元(注：币值不详，当时壮丁日工酬约1元)，在外国拿3000元，其所雇之厨子为袁大人之御厨，有马三匹，当时可值500银元，返省城后，即以枪击毙之，埋于五泉山下，不肯转售与他人；与此同时，厨房中挂有洗净之嫩鸡三四只，偶有为苍蝇沾污即弃去不食”(《夏鼐日记》卷三P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