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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成本收益视角的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精准扶贫机制分析 ——以“滇西实施方案”为例
2020年01月09日 10:09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作者:王奕俊 吴林谦 杨悠然 字号
关键词:职业教育;成本收益;精准扶贫;东西部协作

内容摘要: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招收符合扶贫条件的西部学生赴东部就读,利用东部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推动精准扶贫和脱贫。

关键词:职业教育;成本收益;精准扶贫;东西部协作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奕俊(1971- ),男,江西南昌人,博士,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职业技术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吴林谦,杨悠然,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上海 201804

  内容提要:在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进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招收符合扶贫条件的西部学生赴东部就读,利用东部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推动精准扶贫和脱贫。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目标受众接受意愿不强等突出问题,有必要探讨导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基于教育成本收益理论对该实施方案的分析表明,信息不完全、认识局限性带来的有限理性使目标受众难以正确认知该项目短期与长期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导致教育选择的偏误。同时,学生家庭状况、教育质量与就业也是影响该项目持续实施的重要因素。东西部职业教育协作精准扶贫应加强宣传、优化扶助政策、提升培养质量、强化职业规划指导等建议。

  关 键 词:职业教育 成本收益 精准扶贫 东西部协作

  标题注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机理研究”(项目编号:BJA170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9)01-0060-10

  一、东西部协作背景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现状概述

  在长期性贫困的研究中,美国经济学家提出贫困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概念[1]:低收入群体通过某种机制将其贫困等不利因素传递给子女,并形成代际传递循环。[2]贫困(Poverty)的范式分为以下四种,即收入贫困(Income Poverty)、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3]其中大众所熟知的“收入贫困”仅是贫困的一个方面,解决“能力贫困”才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目的。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即教育手段)作为影响能力贫困的重要因素,能够直接对受教育者未来薪资水平、职业地位产生积极作用,从而减缓贫困的代际传递。[4]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我国打好脱贫攻坚战,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工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应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国办发[2013]86号)以及《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教发[2016]18号)进一步表示,教育扶贫要对应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帮扶最贫困的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家家有希望、县县有帮扶”的目标,坚决打赢教育脱贫的攻坚战,做到“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为确保建档立卡户①中适龄人口能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上述文件特别提出要从国家层面确立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将职业教育列为脱贫教育工作当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为更加有效地提高贫困家庭对于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促使更多的适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各级政府已经加大对参加职业教育的建卡贫困户家庭的财政支持。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在目标定位、实施对象、内容方式等诸多方面具有天然的耦合性[5],特别是职业教育作为脱贫“安全网”[6],旨在提供给受教育者社会生存的一技之长,在阻断代际贫困传递中能够发挥巨大功效:帮助贫困群体获得直接性的收益稳定增长,发展性的个人符号资本提升以及补偿性的缄默收益增加等。[5]职业教育能够有效地将“输血式”的物资扶贫转化成为“造血式”的智力扶贫[5],是政府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重要力量。

  《教育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印发〈贯彻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厅[2017]3号)中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东西地区职教协作计划,开展职教扶贫兜底行动。京、津、沪、苏、粤等东部发达地区已响应教育扶贫号召,对西部地区(滇、藏、青等地)展开职业教育对口帮扶工作。以上海为例,沪喀联盟、沪果联盟、沪遵联盟、沪滇联盟相继揭牌,率先实现职教扶贫的切实落地:东部地区在提高校长治理水平、加强师资教学力量、优化就业及升学体系等方面为西部地区提供多方位支援。

  在众多东西地区职教协作项目中,东部四省(江、浙、沪、津)等地对滇西的教育支援最具代表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2017-2020年)〉的通知》(教职成厅[2017]4号)(后文简称《通知》、滇西实施方案)将职业教育扶贫的内容进行具体化,直接统筹安排西部学生来东部四省接受职业教育。其中,明确规定招生对象为滇西10州市建档立卡家庭所有“两后生”②;招生规模每年总计不少于6 000名;培养模式为“2+1”东西部分段培养(即2年在云南、1年在东部)或“0+3”东部单独培养两种;资助方式上,实现全体学生免学费及学杂费,给予其国家助学金及当地学生同等奖补金,另外还包括每生每年云南省财政扶贫资助5 000元、东部四省如上海市资助不少于1 000元、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资助1 000~2 000元以及地方财政生活和交通补贴。③

  2017年,滇西实施方案首次在上海实行,并正式展开在滇招生、在沪培养教育工作,两地政府高度重视,上海约半数的中职学校积极参与,专门开设“云南班”,并配备班主任。云南方面积极形成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为补充的“三位一体”资助格局,保障“招得好、送得出、稳得住、学得好,送出一个学生脱贫一个家庭”的目标顺利实现。总体而言,滇西实施方案的开端良好。但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招生情况不容乐观,2017年在滇共计招收1 903人,其中1 165人来沪接受职业教育,基本完成1 150支援人数需求;738人进行两地分段培养,并未达1 150支援指标数。这样“招生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东西部协作职业教育扶贫项目招生工作中也普遍存在。该项目的初衷在于为西部地区建档立卡户提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但目标受众的参与积极性并不高,不少父母不愿意子女选择该项目,对东西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的推进形成了阻力。

  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本质上是教育投资决策问题:家庭或个人在进行教育选择时,通过对个人各种教育的评估来选择最优策略,教育成本与收益分析是最常用的评估方法,即对教育投资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择优选择。进一步地,教育成本和收益的衡量不仅影响到目标受众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项目,也影响到该类项目的可持续有效运行。因此,本文基于教育成本收益理论,从招生、培养及就业全过程对目标受众的预期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个体参与意愿和项目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为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精准扶贫项目高质量地实施提供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

姓名:王奕俊 吴林谦 杨悠然 工作单位: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课题: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机理研究”(项目编号:BJA1700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毕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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