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胡茂波，普艳秋，湖北工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8；史静寰，清华大学，北京 100084 胡茂波(1975－)，男，湖北鹤峰人，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普艳秋(1989－)，女，湖北襄阳人，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生，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管理研究；史静寰(1955－)，女，北京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管理研究。

　　内容提要：由于国际国内政策界的关注度明显回升，而学术界长期缺乏有力的关注，反思与深化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必要。传统职业教育发展以服务于经济发展为核心价值观，缺乏人本属性，忽略能力转换，其政策重在关注效率。根据人类发展理论，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应以基本教育权益的自由获得为本，关注自由创造和和谐生活能力的养成，促进形成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深化，中国职业教育政策需要以更广阔的视野，保障公民基本教育权益的获得，提升创造力和道德情操，促进体面地劳动和有尊严地生活。

　　关 键 词：职业教育发展 核心价值观 反思 深化

　　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四化同步’背景下北京市职业教育的总体布局和宏观结构研究”(13JYC02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资助项目(2013M540080)；湖北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院2013年度职业教育专项资助项目“‘四化同步’背景下湖北省职业教育宏观结构研究”(2013A121)；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学费合理性水平及政策调控”(13YJC880027)。

　　近十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明显回升。2012年，经合组织(OECD)出版了《技能战略报告》(A STRATEGIC APPPROACH TO SKILLS POLICIE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一个有关职业教育的跨部门机构，在过去四年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20国集团(G20)的国际性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地区性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也明显回升。这种多边关注的趋势表明，职业教育在此之前就已经在国家层面得到关注。在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价值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1]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作为客体的职业教育发展的属性，与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特定关系的原则性的认知。由于对职业教育在发展中作用关注度的回升，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需要加以明确。本文将在全球语境下，将职业教育作为促进人的发展的一种手段，以2020年以后教育的发展为探究视野，以人类发展理论为框架，依据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进行反思与深化，并结合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实现核心价值观深化的对策。

　　一、传统职业教育发展核心价值观的反思

　　传统上，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正规职业教育由政府提供。过去的20年中，职业教育主要由公共部门提供的政策已经发生改变。世界银行(WBG)1991年提出一个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偏好的市场解决方案。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该方案关注的重点是公共供给部门的改革。国际上，征税资助制度(levy－grantsystems)和培训券等工具的开发，促进了职业教育市场的发展。这将促使为了与国际公共政策保持一致，各国政府大力制定新的职业教育管理制度。[2]基于传统核心价值观构建的职业教育政策框架体系，以经济发展为本，缺失人本属性，忽视社会发展的长远需求，重在关注效率。

　　传统上，对职业教育内涵占据主导地位的界定，符合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生产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表述为“经济决定论”、“经济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其核心是用“物质生产”活动说明一切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道路及形态。[3]整体上，新自由主义倾向于赞成将经济同社会现实分离开来，并由此在现实中建构一种同其纯理论描述相一致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机制，它呈现为一个调节经济力量的约束链。[4]职业教育制度以有限的工具主义为立论基础，将人和环境仅仅视为经济开发服务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培训提高了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技能铸就职业能力，利于获得工作。”[5]传统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将薪酬工作从生活的其他方面分离出来，并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的最终目的。

　　20世纪60年代，在基于大推动理论的发展模式主导下，职业教育推动了工业化、现代化和薪酬工作的加速发展。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华盛顿共识趋向于忽视工业生产在发展中的作用；虽然职业教育是一个日益受欢迎的政策工具，但是发展经济学家仍然对其毫无兴趣。[6]基于能力、工作和生活的角度审视，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教育模式，受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转折期的观点影响，缺乏人本属性。传统的职业教育受新自由主义的不利影响正在凸显。占据主导地位的职业教育模式已经陈旧。[7]传统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忽视了人类生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以及与社会关系、文化实践、自然物质条件息息相关的资源和工具。职业教育的接受者并没有以成为工人作为目标。他们是拥有众多需求，渴望和谐人际关系，拥有职责和志向，以及获取工作之外权益的社会公民。然而，在传统的职业教育中，他们只是学习劳动和生产的产品。

　　传统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在理论逻辑和实践效果方面都存在很多局限性。它关于就业能力首要目标的设想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它只关注短期就业能力的获得，而忽视了终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它拥有非常严重的性别歧视，过多关注薪酬工作模式。虽然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它依然过于关注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而忽视分配方式的复杂性和职业能力的获得。它依然过于重视教育机构中的正规学习，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正规教育的贡献价值。它不关注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需要做的准备，尤其忽视了能力的转变。在面临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而需要“绿色工作技能”时，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此外，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职业教育政策的改革对经济竞争力或社会包容性方面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推动职业教育公共供给部门的机构改革，使职业教育从旧式的官僚集权机构向精简的公共管理部门转变，使其对社会、市场、学习者更加负责，传统职业教育政策框架体系中引进新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利益相关者拥有更多发表意见的机会，使公共供给部门拥有决策的自主权。但同时其也需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通过完善监管制度而健康运行。政府部门放权给职业教育机构，给予他们权利直接面向雇主采取措施，使职业教育更加具有与市场的关联性。职业资格证书对利益相关者更加透明化，鼓励职业教育的学习者为获得资格证书而努力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正规学习和非正规学习的认可范围。确保职业教育提供者拥有质量和长期发展的内化理念，通常旨在使利益相关者对通过认证机构和监管机构认可的教育质量有信心。从公共部门大量的投资向多元化融资的转变，融资具有结果导向性和政策中立性。[8]

　　二、职业教育发展核心价值观的深化

　　由于职业教育关系到社会公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其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应立足于推动社会公民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发展核心价值观的深化，应建立在对职业教育与发展的关系深刻地理解的基础上，应该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视野来体现职业教育的广泛可能性。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应超越单纯地服务经济的观念，应从人的基本权益、人的发展能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层次，来丰富自身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