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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周彬:新高考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2018年10月31日 14:20 来源:《教育学报》2018年第4期 作者:周彬 字号
关键词:教育;高考;改革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

关键词:教育;高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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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生产力也得到迅猛提升,对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在发生急速变化,对国民素养的要求也在更新,“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涉及教育标准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揭开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序幕.随后上海和浙江一市一省高考招生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相继出台,试点工作率先启动并全面铺开。为了保证上海和浙江更好地落实高考新政,为了高考新政在全国有序推进,有必要总结目前两地形成的改革经验,系统分析目前暴露出来的实际问题,为后续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政策建议。

  一、新高考改革的试点经验

  从2014年开始,上海和浙江以试点高考新政为抓手,大力推动高中育人模式整体转型,在高考学科的设置上增大了高中生的选择权限,在教育教学上推动“分层走班教学”,在高校招生上试行“两依据和一参考”,把高考志愿填报与高考学科选择有机联系在一起。在先行先试的四年里,一市一省为改革的后续完善和政策的全面推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第一,直面基础教育核心问题,以鲜明的政策意图引领改革进程。尽管上海和浙江的方案有诸多的不同,但两者都直面当前基础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存在的核心问题。新高考力求解决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启动这一轮高考新政的政策动力所在,但当新高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得不暴露这些问题时,又成了否定高考新政的理由。

  第二,全面深化课程改革,破除基础教育在应对传统高考时的路径依赖。两地在高考新政前持久而又前沿的课程改革,既为高考新政所提倡的“选择教育”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工作,又培养了能够迅速适应“选择教育”的一线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尤其是对校长课程领导力的培养和对教师校本课程开发能力的锻炼,都有利于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迅速适应高考新政的要求。

  第三,尊重基层学校教育创新,让改革过程与教育智慧创新同行。尽管一市一省有着各自成熟的改革方案,但对于学校如何落实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总体上还是尊重学校的尝试与革新。

  二、新高考改革面临的实践困境

  在分析高考新政面临的实践困境时,需要我们区分哪些问题是高考新政意欲解决的问题,哪些问题是高考新政自己导致的问题。在此,我们分析的主要是在新高考过程中由于高考新政导致的问题。

  “高考改革呼唤的新做法”和“学校实际运行的旧模式”之争。高考新政的出现,直面的就是当下学校育人模式存在的问题。随着高考新政在高中学校的落地,高考新政并没有就教学、课程、德育等具体工作领域提出要求,而是直接指向育人模式的系统变革,这就导致学校和教师要么以不变应万变,要么针对具体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内容进行技术层面的调整,很少从育人模式层面来进行新的建构。

  “高考改革育人导向”遭遇“学生选择利益导向”的狙击。正是“育人导向”和“利益导向”在教育选择依据上的冲突,使得高考改革从原本促进学生个性成长的政策意图,异化成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博弈;甚至为了在高考新政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在极端情况下,大家反倒会放弃或者违背自己的专业兴趣与职业爱好。之所以高考新政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选择能力,就是因为现在的学生并没有选择能力;是故,在高考新政的政策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到学生因为非理性、不科学或者因为短视选择带来的后果,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对学生非理性、不科学或者短视选择的纠错机制,这也正是目前高考新政还没有达到的深度。

  “高考改革系统设计”与“政策执行短期博弈”的对峙。高考新政有着一个非常远大的政策抱负,那就是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提供和保障学生教育选择权的方式,有针对性地满足学生的专业兴趣,成就学生的美好未来。原本用来满足学生兴趣的学科选择,在失去学生成长这个高位教育目标引领时,反而变成了让学习兴趣让位于学科成绩的又一个“博弈场”。原本用来满足学生兴趣的学科选择,在失去学生成长这个高位教育目标引领时,反而变成了让学习兴趣让位于学科成绩的又一个“博弈场”。

  三、深化高考改革的未来之路

  高考新政并不是一项具体的方案,而是一个渐近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借鉴吸收,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过程。

  第一,推动高中学校建立与高考新政相适应的“选择性教育模式”,为“学生选择权”育人功能的实现提供课程与教学支持。高考新政是不是得到了落实,并不是看高考新政的具体做法是否得以实现。学生教育选择权育人功能的实现,并不是靠学校规章制度可以落实的,仍然要回归到学校课程体系的重构以及学校教学管理体系的重建上。

  第二,从“保障选择权利”到“引领选择结果”,重视学生选择能力的培养和对选择结果的担当,保证高考改革为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正确方向。在试点过程中,为学生创造和保障选择机会是容易的,但对于学生如何有效利用选择权利,究竟会按照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选择,会选择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考虑的并不是非常充分。因此,要在高考新政中发挥学生教育选择权的育人功能,前提就是培育学生的选择能力和学生对选择结果的担当精神。

  第三,加强“育、考、招”的一体化设计,用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减少执行过程的投机性。有了什么样的招生标准,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考试方案;有了什么样的考试方案,很快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育人模式。尽管这种为了考试而育人,为了招生而考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尊重学生成长规律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却对教育教学过程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因此,要让“育、考、招”在这种看似不正常,但却广泛存在的模式中起到相对好的育人功能,就需要打通“育、考、招”的分隔局面,不是通过彼此独立地发挥教育功能,而是通过彼此的深度理解,来促进彼此的科学化进程,最终实现“育、考、招”各自功能的有效实现。

  第四,要用“教育生态系统重建”的方式来迎接高考新政的落地,用系统推进的方式才可能让高考新政“安全着陆”。如果不把高考改革的事情,看成是整个教育生态系统重建的事情,那么高考改革就必将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引领教育系统变革的目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高考改革的进程中,不是用现有的制度与标准去规范新的育人模式,而是要改变这些制度去适应和保障新的育人模式,这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部门都是很大的挑战。

  如何把旧有的问题与困惑、已有的压力与负担和高考改革过程中的试点与变革相分离,提炼出供高考新政即将推广地区行之有效的改革经验,是目前大面积推进高考新政的当务之急。在高考新政的深化过程中,还需要对基于选择性教育思想的高中育人模式变革,进行更深刻的思考和更具操作性的设计;高考新政在一市一省之外的推广,要关注高考新政对高中教育,甚至整个基础教育育人理念的更新和育人模式的变革。正是有了理念层面的普及、理解和接受,才可以让高考新政进入学校管理者和教师的思想,把高考新政的落实视为学校变革和学生成长的内在需要,从而避免大家在技术和交易层面来理解高考新政,从而再一次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育学报》201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毕雁/摘)

 

作者简介

姓名:周彬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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