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卫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与教育政策；邬志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教育改革与政策、学校领导与管理、农村教育等。吉林 长春 130024

　　内容提要：中国农村教育在发展路向选择上存在着“离农”与“为农”困境，表现在空间上立足于哪——“重建”还是“消亡”；文化上植根于谁——“乡土文化”还是“城市文化”；功能上为谁服务——“为城”还是“为农”几个方面。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城乡“半二元结构”的影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城镇化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矛盾，有关概念的模糊性等。只有努力消除城乡“半二元结构”，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树立系统化的思维方式；促进农村教育体系的完善和不同类型教育功能的发挥；采取同步规划或者适度超前规划等比较稳妥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策略，才能走出农村教育发展路向选择的困境。

　　关 键 词：农村教育 教育城镇化 城乡二元结构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3JZD043)。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D257-0246(2015)10-0239-08

　　一、农村教育发展路向的艰难抉择与困境

　　1.空间上立足于哪——“重建”还是“消亡”

　　鉴于农村教育的日益衰败，有人提出农村教育的未来出路在城镇，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村教育城镇化之路，具体做法就是“初中进城、小学进镇”①。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通过消灭农村教育来发展农村教育。还有的学者针对“乡校衰败”的事实，提出要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重建乡村教育形态，以振兴乡村教育，新的乡村教育形态包括合村并居、校车接送、寄宿制、教学点等诸多模式。②以上两种观点争论的焦点是乡村教育在空间上究竟立足于哪儿的问题，其实质是乡村教育的“存留”还是“消亡”。

　　不管是乡村教育的“存留”还是“消亡”，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如农村教育向城镇地区集中，可以实现学校规模发展，有利于节约教育成本，促进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等。但这同时也造成农村学生上学距离变远，教育支出增加，农村文化阵地的消失以及学生乡土文化价值教育的缺失等问题。乡村学校的存留虽然可以弥补教育过度聚集引发的不利影响，但在现实的状态下，却又遭遇着农村学校布局面太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单一向城性流动、生源危机、优质师资流失等问题。

　　2.文化上植根于谁——“乡土文化”还是“城市文化”

　　坚持农村教育乡土化发展的学者主张，农村教育的发展应植根于农村文化自身，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方面要依据农村习俗和传统来安排，使农村教育保持农村特色。而坚持农村教育城市化发展的人则主张，农村教育要摒弃所谓落后的农村文化，以更先进的城市文化为导向，追求城市教育的发展样式，最终达到农村教育的城市化。

　　这两种观点的碰撞交锋从近代开始就一直存在，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与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所分别进行的乡村教育实验和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中西、旧新两派的象征。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农村教育的发展更多是和当地的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城市化色彩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土和乡土文化逐渐远离了农民的生活，乡村的“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农村教育也开始越来越具有城市的味道。在城市文化越来越具有霸权意味的背景下，农村教育不管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教育内容的选择、课程的设计，乃至教育方法的运用上，都越来越脱离了农村场域。正如有学者所言，在现代化浪潮的语境中，农村文明问题被遮蔽，农村教育几乎没有了农村文明的意识。农村学生也只是关注如何通过升学和就业进入城市，过一种所谓文明的生活。③针对这种状况，为了实现文化自觉，改变这一以城市化为唯一发展路向的农村教育现代化道路，有学者提出乡村教育要拓宽其赖以发展的文化基础，改变乡村文化作为教育背景缺席的状况，充分挖掘乡村地域当中蕴藏着的独特的教育资源，传承乡村文明，培养乡村少年的文化自信。④

　　3.功能上为谁服务——“为城”还是“为农”

　　在功能服务方面，农村教育到底是以培养离开农村、服务城市的人才为旨归，还是根据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农村发展服务，从国家到个人、从理论到实践还存在着多重矛盾和争议。

　　首先，国家的政策号召与教育实践的不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就坚持农村教育“为农”服务的办学方向。这一时期，不管是国家的政策号召，还是教育实践，都遵循着“为农”服务的原则。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制定的许多政策文件依然坚持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方向，鼓励农村学生热爱农村、扎根农村、服务农村。但是，从教育教学内容的选取和课程设计等教育实践的情况看，却都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国家政策号召农村学生服务“三农”与教育实践城市导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国家在农村教育“为城”还是“为农”服务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其次，国家意愿和个人意愿的对立。倡导农村教育“为农”服务主要是政府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但是由于大多数农村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许多农村学生希望跳出农村走向城市。再加上以城市为导向的教育内容和课程设计使得农村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很难直接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导致国家的政策提倡受到冷遇。“离农”的教育取向反映了农村家庭及孩子一种自发的追求与愿望，通过教育改变农民身份几乎是农村孩子实现阶层流动的唯一机会，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格外青睐，也是他们选择接受教育的最大动力。国家和个人在“为农”和“离农”上的不同选择反映了农村教育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的冲突和不一致。

　　最后，农村衰败与教育“为农”服务难当其任之间的矛盾。国家提出农村教育服务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教育的经济功能而言的。但是，面对农村衰败的现实，农村教育的经济职能却难当其任。对于农村教育来讲，它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这个中介来实现的。但是，这种中介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包括：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统一的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产业发展水平；农村教育本身的适切性等。只有这些前提条件同时具备，农村教育才能真正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⑤但是，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发展落后，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水平不高，对现代技术和人力资本的需求有限，再加上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村教育本身的结构和发展取向问题，都制约了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发挥。

　　总之，围绕农村教育究竟应该在空间上立足于哪，文化上植根于谁，功能上为谁服务，国家进行着艰难的探索和抉择，学术界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探讨。这三个问题既相互联结，同时又相对独立，多种问题综合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们的思维困境和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