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马和民，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教育决策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 200062

　　内容提要：遭遇天崩地裂的近代中国，同时迎接着西方现代性的全面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迅速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两种措施：改造中国和改造国民性。“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正是在近代中国人遭遇严重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时萌生；在救亡图存的出路探寻中并轨于以“革命”为核心的改造中国的历史潮流；并在先进的中国人对时代新人的设计中完成思想发动和理论准备；却又终止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因而，“国民性改造”的近代任务直接延续为当代使命，并遗存在现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历史重任中。

　　关 键 词：近代中国 国民性改造 教育现代性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千禧年群组发展重要特征研究”(13JJD880018)的阶段性成果。

　　一、近代中国的人生问题与意义危机

　　自1840年始，近代中国除了到处弥漫着“抵御外侮”、“救国救民”和“革命”这一时代的民族与国家主义主旋律，还面对着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在传统中国曾经是很清楚的问题(“学做圣贤”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近代中国则是一片混乱。

　　1.变化着的生活秩序

　　遭遇了“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现实世界。近代中国的社会大变局导致民众一向借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人生观、秩序观和生活方式面临瓦解的困境，同时又面对着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新变化。

　　1905年废科举而兴学堂。清末一位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述说了废科举后的忧愁与幻灭感：“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谋生无路，奈之何哉？”①

　　辛亥革命革除了象征清朝统治的长辫子，人们的生活方式随之发生巨变。学生装、西装开始流行，“天足”开始取代小脚。西方饮食(西菜、汽水、啤酒等)自近代传入，源自西方的物质文明在晚清开始逐渐流行。

　　人生礼俗发生变化。例如，请教士给新生儿行“洗礼”，一些青年人争取婚姻自主，行“文明结婚”、“教堂婚礼”，葬礼中开始用“黑纱白花”代替“披麻戴孝”等，表现出“移风易俗”的新气象。

　　新社交礼仪渐趋流行。辛亥革命后废止官场跪拜礼，废止“大人”“老爷”之称呼，官员以官职相称，民间以“先生”“君”相称。民间交际逐渐通行“握手礼”，拜见尊长行“鞠躬礼”。“男女大防”在社交场合逐渐淡化，开始自由交往。这些新礼俗、新礼仪在民国初年尽管还局限于大城市，但是这种以人格、身份平等为基础的社交礼仪，标志着旧秩序的渐趋消解。

　　2.对西方新文明的崇拜

　　近代中国一切皆新。“新”字构成了一连串新词汇的组合，借此来界定新文明。“近代中国四处流传着各种有关新世界、新文明、新种族的传说，说他们有望远镜和牧师、军舰和大教堂、火车和公园、图书馆和博物馆、照相机和报纸。这些传说要比马可·波罗带回欧洲的关于震旦的故事，比哥伦布带回的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或许更为神奇；传说中还有吃牛肉、全身散发着奶酪味道、胸毛长长的男人，以及长着蓝眼睛、袒胸露臂的女人；然后也流传着关于共和国、议会、宪法，自由平等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最后，还流传着关于穷凶极恶的毁灭性武器，它们远非中国的任何武器所能匹敌。”②

　　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种对新文明的崇拜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类新特征：第一是“新秩序”，用“新的”横扫了一切旧的。从晚清“维新运动”到“新政”，从“新民说”到“新文化”、“新文学”、“新学”等；第二是“新时代”，“时代”与“新时代”这两个新概念的流行，界定了“现代性”的一种精神风貌；第三是“新文明”，20世纪初来自日文的“文明”、“文化”被引入中国(尽管两词古已有之)，并开始和“东方”、“西方”结合成五四时期最常见的词汇，用来表达“两分的”、“对立的”、“东与西”的文明范畴。“这里暗中假定了‘西方文明’标志着一种社会进化论的高级阶段，标志着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③这正是近代中国人崇拜西洋文明、西方文化的思想性标志。

　　3.安身立命的意义危机

　　社会大动荡既引发了秩序瓦解的社会危机，也导致了信仰无着、人生无从安立的意义危机。意义危机首先发轫于传统道德价值的迷失，即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动摇了。到五四时期，当一些狂热者要求对所有价值，“特别是儒家的道德传统，重加评估之时，迷失状态达到了极致”。④紧接着出现了“存在迷失”。对生存状态的焦虑和对生命存在的悲观意识，尤其弥漫在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思想中，很多读书人投身佛学研究，是想解决生命存在的意义问题。更深层的是“形上的迷失”，即科学虽然为中国人开出了一条新路，虽然能回答许多“什么”(what)和“如何”(how)的问题，可是对“究竟因”(ultimate why)却无法不缄默。因此，科学因其本质之故，无法取代传统中广涵一切的世界观。⑤显然，这场危机的实质是传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受到了冲击，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开始动摇，价值取向变得无所适从，对人生意义迷茫造成的。

　　4.“迷乱之人心”与自杀行为

　　五四前后的中国到处是“迷乱之人心”。道德生活与社会生活呈现为一种混乱无序的现象：有人利用社会转型之机，投机钻营、不知廉耻、不顾他人死活地赚取不义之财；有人茫然失措，形成思想紧张和行为失常；有人甚至对人生和社会彻底失望，以致“自杀”或“出家”在民国前后成了一个突出的、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⑥

　　上海《民国日报》“本埠新闻”栏报道，1919年自杀的人数21人，1920年47人，1921年66人。北京《晨报》“社会咫闻”栏报道，1921年4月至12月自杀者为103人。这些自杀者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的，有愤世嫉俗以自杀唤醒国人的陈天华，有殉清殉道的梁济(巨川)及后来的王国维，有悲观厌世的北大学生林德杨等。⑦

　　对这些社会失范现象，当时的人们作出过解释。例如，熊十力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曾说：“念党人争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而下”⑧。梁漱溟在解释很多人为什么走上出世之路时说：“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约连年变乱和生计太促，人不能乐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缘，而数百年来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复为西洋潮流之所残破，旧基骤失，新基不立，惶惑烦闷，实为其主因。”⑨陈独秀在分析厌世自杀的精神原因时指出：“以前的信仰都失了威权”、“青年的理想受到社会的压迫”、“佛教‘空观说’的危害”等因素，故而尤其倡导揭示“人生真相”的新教育方针。⑩

　　5.崇拜美国新生活的风气渐成

　　五四前后，社会和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一股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崇洋风气。学习英语成为时尚。在大学联考中，英语的比重最大，学校的大部分课程使用英语原文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的国内大学，有90％的教材是用英语编撰的(不包括教会学校)。北京大学有英文演讲社，《北京大学学生日刊》经常有英文作文比赛的报道，社会上自然也以英文水平为判断教师的标准。(11)1919年11月10日，一位赴美留学的黄森生在致书尚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友人信中说：“新舞台、新思想、新生活，恐怕除了美国以外再难他求了”。他说：“美国是我唯一的亲友，唯一的兄弟园，唯一的自由的、博大的、大同的国家，凡学术技艺，不问国界都可以供他人研究”。(12)